第六是社会责任感。上海人社会责任感较强。比如地铁中的一些老人，有时候看不惯不文明行为，就会管一管。再比如上海人自发组成了保护家乡文化保护的团队、保护吴语的团队。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所以会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好好爱护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看到上海的脏乱差之处，也有很多市民在网络上批评，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馈社会。江南人的责任感是有历史传统的。明末苏州在没有灾荒、温饱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市民居然也能参与政治，反对魏忠贤，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便可见一斑。

第七是理性。上海人的理性体现在其对事物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不会被外界忽悠、随大流。比如爱国，上海人绝不会冲动地去砸日本车、烧日本店，而会以和谐为上，理性爱国。

第八是成熟。成熟指的是人由于理性，对事物有了正确的判断推理，有一定经验，包括对历史有一定了解之后，由内而外的成熟。独特个性的形成。上海人为人处事讲理、不暴躁。因为海派文化推崇和气生福，没有必要冲动。

第九就是求真不讲面子。上海人不喜欢虚假的一套，也不屑去装。出现利益冲突，大家都毫不避讳地摆在台面上谈，不是去回避、撒谎，因为真实地反映真相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上海人喜欢赤裸裸的真实，不喜欢美丽的谎言。明明不是这样的，却这么说糊弄过去，很让上海人反感。

第十是利益分配合理。上海人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当然也不喜欢别人占自己的便宜，讲究在利益上互不侵犯。上海人明白地讲利益，这样反而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本来就是趋利的动物。

十一是契约精神。上海人普遍讲契约。契约不单单是个人诚信，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一切都是利益交换，交换使得各自的利益得到无形中增长。契约精神又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大家在平等的社会中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财富。

十二是商业文化。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遵守法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江南商业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文化。人际交往、利益分配、人与社会、个性发展，都产生了独有的一套行事风格。

十三是随和。上海人有句话叫作“和气生财”。随和的性格能够包容一切，便于找到并吸纳各种合理的因素，以完善自己。只要不侵害自己的核心利益，上海人就不乐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发生冲突就会造成损失，而人和人之间很多不必要的冲突都是傲慢与偏见造成的。

十四是妥协。生活中很多事情需要妥协，比如利益。因为社会由无数个人组成，自己的利益需要尊重，别人也需要尊重。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找一个平衡点，使问题和平地解决。

十五是审美观。上海人的审美观是清静淡雅，不喜欢大红大绿大吵大闹等重口味。上海人喜欢服饰清新，饭菜香甜清淡，建筑粉墙黛瓦；说话细声细气，不喜欢打扰他人。

十六是形象。上海人多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服饰得体、谈吐得体，符合现代礼仪。

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造就了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风格独特的“世界建筑博览会”。

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形成了本乡本土的“申曲”（沪剧）与越剧、昆曲、评弹等地方戏，以及来自域外的话剧、芭蕾舞等百花争妍的“大联袂”。

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由乡土气息浓烈的“紫竹调”，吹来了喜气洋洋的“广东音乐”、喧腾激越的“欢庆锣鼓”、回肠荡气的“二泉映月”，以及来自欧美的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

上海人称的本帮菜，指的是上海本地风味的菜肴，特色可有用浓油赤酱（油多味浓、糖重、色艳）概括。常用的烹调方法以红烧、煨、糖为主，品味咸中带甜，油而不腻。此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汇聚了域内川、粤、京、鲁、淮扬等地特色菜系、传统名点和茶酒文化的馆堂楼肆，而且聚集起散发着欧美情调、各国风味的西餐馆、咖啡厅。

上海的民俗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仅保存并革新着传统节庆、吉凶礼俗、民间艺技、武术健身、收藏集古等彰显中华特色的文化，而且吸纳并发展着随欧风而来的交际礼仪、歌舞娱乐、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异域风情。

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它不断吸纳着来自全球最新最时尚的元素，充实着自己中西合璧的文化；偶尔，这一大熔炉会被认为缺失自己的传统。事实上，上海的居家文化就是保存上海特色的最好的见证。居住在上海的美国男演员史龙天以一名新上海人的身份分享了他在上海的居住心得：“在上海，我和中国同事一起过春节，或是去他们家做客，看到过许多上海的居家文化，80、90后对居家有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解，现在，这些概念还在不断变化。和外国人一样，他们喜欢有自己的想法，主张自己的经验，这让上海的居家文化越来越多元化、混合化。”正如他所说，上海的传统文化是从各种外来文化中精炼出最值得借鉴的那部分，揉和传承下来，便成了今天上海人引以为豪的海派文化。

对于一名老外来说，上海的居家文化即时尚又环保，有着和全球接轨的先进居住科技，同时又融合了与自然亲近的习俗。“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习惯用烘干机，在上海，我已经习惯了衣服在自然的状态下晒干，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习惯。我的美国朋友很惊讶我的做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好习惯。”史说。

伴随着海派居家文化的发展，衣食住行都深受影响，为满足爱家爱生活、中高端消费族群的健康家庭休闲需求，代表新商业文明时代海派生活方式的居家休闲服饰也应运而生。和传统的居家文化相比，它不仅仅局限于睡衣、内衣等品类，而是把休闲、运动等类型服饰纳入到居家生活中，更能体现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

在全球文化打通互溶的今天，居家文化也日趋全球一体化。通过上海海派文化将新鲜的居家理念带入中国，中国当代的居家文化必将向着更深厚、丰富的方向发展。

谈及海派文学，首先要谈一谈海派的概念。海派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

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则仅指鸳鸯蝴蝶派。

都市文化意识

1.书写与都市对话中的焦虑的情绪体验、忧郁感

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对于传统生活方式来说，是座精神孤岛；同时都市机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抛入急驶的轨道、随时要倒下来的感觉。

2.漂泊感

切断了旧有联系的新型都市人物，没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于是成了无根的不安宁的游魂，漂荡在十里洋场。海派小说里传达的漂泊情绪，反映出他们与革命主潮、传统文明脱节，找不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境况。

市民文化意识

1.题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

2.价值取向：享乐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相契合。

3.思维方式上强调实用理性。

文人文化意识

1.两个主要特点：非纯粹性、差异性大。

2.差异性可分为三种：闲适型、批判型、哲理型。

海派文人在大时代的变革中发现自己是小人物并且认同这一身份，同时又不能找到人生的理想支点，重获文化英雄身份，所以他们在商业社会面前呈现话语失落。

发展历程

一、五四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海派小说的传统一度受到打击，新文学发起者对上海作家竭尽嘲讽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创造社发迹于上海，刘半农教授就嘲笑他为“上海滩的诗人”；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文人时，就干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锤而定音。其实在北京的文人中，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来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

就在阵阵讨伐声中，一种新的海派小说出现了，那就是创作社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郁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创作，他的忧郁、孤独、自戕都染上世纪末的国际症侯，与本土文化没有直接的关联。郁达夫对上海没有好感，对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写出一篇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作品依然未脱旧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但人物身份又有了变化，男的成为一个流浪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女的则是一个上海香烟厂的女工，也许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外来女子。

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还不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与女工对社会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朴素的正义与反抗的立场上。但是随着20年代大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意识越来越成为市民们所关心的主题，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但被卷进去，而且还成为民众意识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样一座有着庞大工人队伍的城市里，革命风云不可避免地从此而起。在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里，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浪漫成性，不断吸引着摩登热情的都市女郎，演出一幕幕“革命加爱情”的活报剧。依然是纠缠不清的多角恋爱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现代版的情欲尖叫，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学。

二、30年代海派文学

文学史上的30年代，是两种海派文学传统同时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虽然代表了海派文学的不同倾向，但在许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关于现代性的刻画也是《子夜》的艺术特色之一，现代性使小说充满动感，封建僵尸似的吴老太爷刚到上海就被“现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同样，在新感觉派作品里，阶级意识有时与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结合为一体，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贫富对照的细节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

现代海派文学代表作有：

茅盾的《子夜》：《子夜》描写了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与外国财团利益的斗争细节及其场所（如丧事与跳舞、交际花的间谍战、太太客厅的隐私、交易所里的战争、宾馆的豪华包房、丽娃河上的狂欢以及种种情色描写），体现的是典型的繁华与糜烂同体模式结构。茅盾以留学德国的资本家来代替流浪知识分子，以周旋于阔人之间的交际花代替旧式妓女，其间展开的情色故事从心理到场面都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海派小说。只是作家为了突出左翼的批判立场，不顾自己对工人生活的不熟悉，特意安排了工人罢工斗争和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章节，但这方面他写得并不成功。所以，从本质上说，《子夜》只是一部站在左翼立场上揭示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小说。

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其生活观照态度归结为单纯和全然，又将这种单纯和全然的风格与现代都市的人为造作文化联系起来，构成半殖民地上海的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是对以刘呐鸥为代表的海派文学最传神的写照。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如果说30年代是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推向顶峰的年代，那么，40年代的海派小说就是在忍辱负重中达到了成熟。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冲撞的开放型的城市，也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欧化的传统，所以海派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消费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而出现。在40年代大紫大红的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长大的女作家，但她一开始创作就有意识地摆脱新文学的西化腔，自觉在传统民间文学里寻找自己的发展可能。上海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主流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糜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三、当代海派文学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

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与优美的文辞，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 其散文集《文化苦旅》依仗着作者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三盅：作品多为现实题材小说。

反映社会与家庭伦理，深刻演绎新时代、新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正发生着微妙转变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变迁，具有厚重的人文思想，重视传统，尊重人性，体现人文关怀，敬畏义理之天，极力宣扬信仰对构建良性社会秩序的灵魂作用。 长篇都市小说多为描写金融危机背景下，中产阶层的脆弱与失落，新贵阶层的诞生与崛起，及在普遍社会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海派文化姓海，表现在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

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别人，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的海派京剧开创了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在租界里，以及主动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之下，有些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时期中特别需要清醒地辨别，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海派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是复杂的共同体，不应该要求它纯之又纯，单一就不成其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以致先进与落后，甚至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也有可能混杂其间，特别需要清醒地区别对待。

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就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了海派文化。此时，江浙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和随和。吴越文化包容了国内外的先进技术、理念和人际关系，在开埠之后，这些先进的事物迅速被当地人接受，并且与当地的吴越文化融合，形成海派文化。

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19世纪30、40年代，以吴越民系为主的大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这段时期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新中国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等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拔乱反正，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

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海派文化开始新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健康地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