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由共产党员谭家旺、谭贵保介绍，党组织批准李俭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李俭珠被派到茶陵县境内的黄泥塘、长江乡、大岳一带开展革命工作。由于敌人反动统治，一开始，李俭珠白天只能藏身在山上，夜晚才能进入山边独栋屋人家开展工作，了解情况。他一个一个地去开导思想，启发阶级觉悟，然后再通过一家带一家，以致全村贫苦群众都起来革命，在游击队武装配合下打垮了敌人的统治，将这一带辟为苏区。

1930年6月，长江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李俭珠任政府主席。他领导长江乡的贫苦群众，建立组织，分田地，斗地主，进一步发动群众。每当红军进村，就组织群众站岗放哨，探听消息，慰劳红军，还配合红军作战。后来，谭家旺将邻近几个苏维埃政府的武装合编成舲舫区游击队，谭保连任队长，李俭珠任政委。通过多次战斗考验，这支队伍迅速壮大，后扩大为独立营，谭保连任营长，李俭珠任政委。

1931年10月，李俭珠调到茶陵县苏维埃政府预备队当政委，做保卫工作，负责看押犯人。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茶陵县苏区从这年秋天起，依照苏联当年驱逐白俄的做法，大规模开展驱逐豪绅地主家属子女出境的运动，里头也夹杂着一些在革命队伍中查出来的所谓“改组派”、“AB团”分子。一天，上级交给李俭珠一个任务，叫他率队一次押送300多人出境。李俭珠发了牢骚：“抓这么多人干什么！”不料，李俭珠这句牢骚话被同行者打了小报告，特派员便打算将李俭珠当“改组派”抓起来。这个消息被谭家旺和谭家述两兄弟知道了，他俩冒着风雪从外地赶来，说服了特派员，没再追究李俭珠是“改组派”的事。

1932年初，茶陵县预备队缩编，李俭珠奉命赴红四分校（又名“湘赣红校”）学习，编入工人队，任副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经过四个月学习，结业后他被调入湘赣省政治保卫局，接受短期训练。随后，他被分配到湘赣军区“分兵站”当特派员。5个月后，因其工作成绩突出，又升任“总兵站”特派员。

1933年1月，李俭珠调到红四分校任总特派员。3、4 月间，因军事形势紧张，红四分校迁至井冈山区，李俭珠随校前往。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前夕，红四分校官兵被编入西征行列。8月，队伍从永新牛田出发。路上，李俭珠由红校调入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任特派员。10月，部队到达湘黔边境，参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当时，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各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抓“AB团”、“改组派”的斗争，伤害了不少革命同志，挫伤了革命队伍的锐气，红二军团尤甚。二、六军团会师以后，二军团向六军团要干部。六军团党委书记任弼时同意了贺龙的意见，从六军团抽人派到二军团去。一天，任弼时找到李俭珠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到二军团工作以后，迅速恢复政委制，建立政治机关，甄别一批干部。随后，李俭珠被分派到四师十八团任特派员。这个团有一个“改组派连”。这个连的人大部分原是连以上干部，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后编入了这个连。打仗的时候，哪里打不开，就把这个连放在前头冲锋；战斗失利，部队撤退，就把这个连调来殿后；战斗结束又将他们一一铐起来，哪怕是背米背柴也不松铐，把他们当骡子使用，让他们受尽折磨。李俭珠主动去接近这些“改组派”，找他们谈话，一一了解他们的出身和经历。这些人都不知道“改组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成为“改组派”的。他们全是因为搞“逼供信”，被人乱供出来的。他们都出身贫苦，要求革命，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其中不少人还战功赫赫。李俭珠迅速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保卫局长吴德峰和任弼时等汇报，将这个“改组派连”头上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在很短的时间里，“改组派连”的人员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回到了领导岗位。李俭珠这一举动挽救和保存了一大批干部，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我军的高级将领，如黄新廷、杨嘉瑞等。“改组派连”的问题解决不久，敌人大举进攻。战斗中，团长负伤，政委牺牲，部队伤亡较大，但部队还撤不出战斗。贺龙、关向应当即指定李俭珠代理团长指挥战斗。李俭珠重新集合队伍，主动进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引敌人进入伏击圈一举围歼，取得了胜利。庆功的时候，李俭珠受到了军团首长的表扬。

1935年3月，李俭珠调任红二军团第四师特派员，师长是卢冬生，政委是方理明。板栗园战斗中，师长、政委负伤了，冼恒汉、李井泉相继来到四师任师长、政委，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一开始，因为互不了解，有人因他们是知识分子便瞧不起他们，不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每逢这时候，李俭珠都挺身而出，支持他们工作，维护他们的威信。当年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保卫工作人员独立于同级党、政、军领导之外，还直接受上一级保卫部门的委派和领导。不仅如此，特派员还有权监督同级党、政、军领导。所以，李俭珠当时的态度对于四师军心的稳定十分重要。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因情况紧急，李俭珠带一个警卫连在永顺打死敌团长一名，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100支枪和一些文件、地图，以及白洋、黄金等物资。10月，蒋介石下今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渐次调集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部队约30万之众，十倍于红二、六军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

1936年2月，根据敌情这一变化和全国抗日形势的需要，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挺进川滇黔边，抵达云南，开始长征，并于7月初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部队开始走入人迹罕至的草地。过草地一开始，上级配给李俭珠两匹马、两个警卫员、一个秘书。后来形势险恶，他把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吃了，自己拄着两根棍子走，一步一步在沼泽地里踏过。每天走的里程渐次减少至日行两三里。10月，他才和战士们一道走出草地，在甘肃会宁地区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红军改名为八路军，部队缩编，李俭珠奉命同卢冬生、贺彪一道，从庄里镇出发，前往延安，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李俭珠分配在四大队第五队（后为第六队）任支部书记（队长黄克功）。他在抗大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他还参加了挖窑洞，曾与同队学员许世友进行了挖窑洞比赛。半年过后，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成立，李俭珠调进这个训练班任训练队长。随后，他担任了毛主席的内卫。敌人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他随同毛主席住进了枣园。

1938年3月，任弼时、关向应来枣园要李俭珠回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临行时，毛主席设家宴款待他。毛主席对他说，你革命意志非常顽强，这是好的，但有时不讲策略，对有错误的同志团结不够好，他表示接受。回到一二〇师后，李俭珠任锄奸部副部长，后任部长、晋绥调查局局长等职。从1938年3月至抗日战争胜利，李俭珠除完成了保卫工作任务外，还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野战任务。1938年12月，一二〇师在冀中活动，遇上日寇的疯狂大扫荡，情况紧急。师首长决定部队分开行动，分派李俭珠率保卫队带着师部仅有的极为珍贵的两门炮转移。贺龙师长叮嘱李俭珠：“保卫队要和这两门炮共存亡！”李俭珠率领这支八九十人的队伍与敌人周旋。在博野县棋村，队伍被敌人包围在一所民宅大院里，战斗十分激烈，日军以三辆坦克、两辆装甲车轮番向院内进攻，但是，敌人始终未能靠近院墙，每次进攻都被李俭珠指挥部队击退。他们用集束手榴弹炸坏敌人两辆坦克、一辆装甲车，自己仅伤亡几人，以很少的代价保住了大炮。这次战斗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三五八旅主力部队反攻回来，才将敌人赶跑。最终，李俭珠率部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师部的通报表扬。又有一次，一二〇师师部由冀中向晋察冀绥地区转移。师首长又派给李俭珠一个任务，叫他率保卫队带领和掩护师部直属队、供给部、卫生部、文工团计千余人转移，同时还带着那两门炮。非战斗人员多，队伍庞大，又逢敌人大扫荡，要在敌占区穿行，征途遥远，供给困难，可谓闲难重重。在这困难面前，李俭珠二话没说，把任务接受下来了。通过分析情况，他采取了“避实就虚”战术，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与敌人接火。他选派富有侦察经验的向长生，率一个便衣侦察队走在前面。向长生熟悉当地哥老会的暗语，能比较容易地在各地探到敌人活动的消息情报。李俭珠率领大队人马走在后面，根据侦察队提供的情报仔细分析，同时动员大家下决心，吃大苦，绕远路，避敌锋芒。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李俭珠将队伍安全地带到了平西一带地区，没失一兵一卒，两门炮仍然完好无损，圆满地完成了师首长交给的任务。在此期间，部队见他们这么久没有回来，心里很焦急，派人四处去找，不料他们奇迹般地出现了。李俭珠再次受到嘉奖。李俭珠回到晋西北以后，领导了师直机关整风，后来又回到延安，参加了中央办公厅的整风文件学习。

1944年2月，李俭珠任中共晋绥分局对敌斗争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23日，李俭珠以正式代表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的前一天，党中央作出了派员赴东北三省接管的决定，组织了一支三四百人的队伍，先期步行赴东北。这支队伍中就有李俭珠。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李俭珠以党外人士身份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由苏联红军长春卫戍司令部委任，出任长春市公安总局副局长兼长春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局长是伪满时期的宪兵队长张庆和。李俭珠按照党的指示，通过一系列工作，稳住了张庆和，争取并扩大了部队，收集了许多军用资财，掩护军政干部进入东北，将党的一些干部派往地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甚至还将张庆和及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12月，国民党军占领长春，李俭珠从长春市公安总局撤出。

1946年7月，李俭珠任吉林军区吉北军分区（司令员曹里怀，雷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三师成立后，曹里怀任师长，李俭珠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7月，李俭珠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副政委。8月，李俭珠历任吉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十二纵）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他在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由于挨冻时间过长，腿冻成了紫黑色，终生半瘫。

1949年7月，李俭珠调任四野炮五师政委，当时炮五师没有师长。李俭珠带领部队到河南驻马店驻防，后来又返回东北开荒、改装，以应国家紧急需要。李俭珠还担任第四野战军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特种兵部队，并将高炮、平炮、坦克等9个师编入特种兵行列，李俭珠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炮五师政治委员，奉命率部第一批出国，赴朝参战。参战期间，因气候寒冷，李俭珠腿伤加重了，要用两块狐狸毛皮把腿裹着，但他仍坚持作战。他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二、三次战役。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之后，正值军委组建炮兵司令部，李俭珠奉命回到北京，组织上准备要他任炮司干部部长。因为身体不适应北方气候，他要求回南方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他这一实际情况，改任他为中南军区炮兵部政治部主任兼炮校政委。他到任以后，因情况变化炮兵部队建制暂不设立，改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1952年5月，李俭珠调任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罗瑞卿任政委。

1953年，李俭珠进入武汉速成中学高干班学习。

1955年9月，李俭珠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7月，李俭珠毕业后任广西军区第二副政委、常委，在广西军区工作了10年。

1959年3月，李俭珠兼任南宁军分区政治委员。

1962年3月，李俭珠任广西军区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4年，李俭珠因病离休回到长沙，享受正兵团职待遇。

1966年，“文革”爆发后，驻省部队营救了李俭珠，并派一班人护送他直抵飞机场，让他安抵北京。他在北京一住下来就是几个月，等长沙局势稍微稳定了才回来。

1970年，李俭珠被以疏散为由赶到了茶陵县城。他在茶陵县城一住下来，就不得安宁。乡亲、故友络绎不绝地来看望他，有求于他。组织上先后安排他去条件优越的桂林、长沙安度晚年，然而当他了解家乡的干部、社员反映洮水落后贫穷的状况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婉言谢绝组织的关心。1970年10月4日，年过花甲的李俭珠拖着伤残的身体，携妻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茶陵县洮水公社洮水大队，开始了他的办点岁月。他不顾年老体弱且腿伤未除，与群众同甘共苦，斗酷暑，战严寒，还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资助办事业。李俭珠先到洮水村各家各户访问，然后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生产情况、社会情况。他拄着拐杖带领大队干部到各处实地察看，看哪些地方可以改田，哪些地方应该筑坝，哪些地方需要治水，组织干部群众制订出了治水改田方案。他还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引导大家分析洮水落后的原因，将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发扬艰苦创业、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努力搞好生产上来。当时的洮水农业基础设施差，农田旱涝保收面积只占总面积的40%左右。李俭珠分析情况后，决心从根本上改善洮水的农业生产条件。于是从1970年10月开始，他和干部群众一道，坚持以治水为主，结合造田、改土、开山，实行水、土、田、山、林、路综合治理，全面进行农业和农村的基本建设。没有工具，他和干部们就组织铁匠加工铁棍、铁锹、锄头，组织篾匠编织篓箕、篓子、箩筐，组织木匠自制土车、板车；没有钱买水泥，他和干部们就组织劳力砍柴、打石头、烧石灰，并从自己长期节省下来的津贴费中拿出2000元，买了急需的少量水泥和其他器材。改洲造田是大兵团作战，需要人来组织。支部成员分工负责，李俭珠把集中人员的任务揽在自己身上。他动员全村所有的劳动力参加。每天天刚亮，他就拄着棍子，迎着逆风来到工地监工，若是发现哪家的劳力还在睡懒觉，就会毫不留情面地上门敲哪家的门。李俭珠因腿部受伤，自己不能挑，就在一旁陪着大家干，即使下雨下雪的天，也不肯离开工地半步。他和大伙一起，一天两餐吃在工地，大伙碗里有多少灰尘砂砾，他碗里也有多少。大伙觉得过意不去，禁不住劝他说：“李将军，您一把年纪了，还是吃好一点，别跟我们一样啊！”李俭珠说：“我若论吃，每餐吃一只鸡，也吃得起，国家给我的待遇不低呀！可是，我端起碗往你们中间一站，心中就难过，国家还穷啊！这片荒洲浸透了烈士的鲜血，40年前，敌人一次就在这里杀害了我们18名革命同志，我们不改变它，对不住先烈啊。你们也有困难，有的家里柴火烧完了，烧稻草煮饭，可我还要求你们在工地干活；有的妇女同志，背上吊着一个孩子，肩上挑一担泥土，自己往前头钻，小孩往后背歪，我心里也很不好过。为了大家吃着有余，为了给国家多做贡献，非要大家咬紧牙关、齐心合力地干不可，并且必须抢在洪水季节到来之前完成一期工程，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经过4个多月的苦干实干，李俭珠和当地干部群众首先在潭下洲修筑了一条防水横堤和一条水渠，解决了当年新改造的几十亩稻田的引水灌溉问题，实现了当年粮食增产、社员群众收入增加的初步目标，农田基本建设开局即胜。李俭珠连续7年带领干部群众治滩、治水、治山、开荒、种地、办工厂，改洲造田1000多亩，使这里由口粮不足变为自给有余，不仅取下了吃返销粮的帽子，还逐年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在他带领下，当地还种植蜜桔45亩，开垦荒山1198亩，营造杉木林3400亩，同时兴办了发电站、竹木加工厂、油榨房、石灰厂、陶器厂。在连续7年的筑堤、修渠、改田中，李俭珠像当年指挥战斗一样，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修成了2900多米灌溉渠，筑成了3790多米防洪堤，修建了15200多米引水渠，新修了3900多米机耕道。

1971年8月，李俭珠又组织洮水和中元（今中洲）、祠湾3个村（当时称大队）一起修团结渠。在修鲤鱼洲大堤时，李俭珠和青壮年一样打木桩，打完后手臂都抬不起来。村民们感动地说：“年过六旬的老将军都能干，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终于一条贯穿洮水洲，连接中元、祠湾部分田地的全长2900多米的团结渠修成，并在渠道上架设了大小5座石头水泥拱桥。

1976年7月9日，由于暴雨倾盆，百年罕见的山洪暴发，全大队14个生产队有10个生产队被洪水洗劫，700多亩稻田被淹没，6年大干的成果毁于一旦。10日下午，李俭珠正在县里开会，听到故乡受灾，许多乡亲被洪水围困的消息后，想立即赶回洮水大队。时任县委书记王连福劝他：“水这么大，您不能去，可以用电话联系。”他说：“我不能看着乡亲们受灾。”第二天上午，李俭珠乘坐吉普车冲过已被洪水淹没的公路，湿漉漉地赶到了舲舫公社。因为当时洪水未退，车子只能停在公社坪里。公社领导派人找来一只船，他紧急赶往洮水大队。当他看到洲上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安全时，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紧接着，他冒着洪水组织生产自救，带领群众重建家园。他还拿出700多元钱买了一些生活急需物资，救济洮水、中元两个村受灾严重的80多个烈军属、困难户，鼓舞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捞禾扶蔸，被洪水淹没、基本无收的400多亩早稻后来获得了半收，380亩被水冲沙压的农田很快复原，除鲤鱼洲外，全部种上了晚稻；电站进水口的淤泥也被全部清除，重新发电；团结渠修复通水，解除了早稻后期旱情，保证了晚稻的灌溉。当年，洮水仍然夺取了全年丰收，做到了灾年不要国家救济。从1972年至1978年，洮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1619500斤，最多的1978年交了44万多斤。上级党组织考虑李俭珠蹲在洮水的时间长了，年岁大了，身体差了，又看到洮水大队已经变了，强行把他从洮水搬了出来。

1979年8月，李俭珠把这八年的经历写下来了，题为《在洮水办点的回忆》，还寄了王震同志。10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给李俭珠的信》和《老当益壮 能官能民——长征老干部李俭珠同志回乡生产的汇报》的文章。王震在信中指出：“你同家乡公社社员心连心，老当益壮，白首回春，做出了令人感奋和敬佩的劳动业绩。我们党和国家有几十万、近百万四十、五十、六十岁的干部。如果有几十万干部，真正像你和甘祖昌、喻杰同志那样，回到故乡建设社会主义，以身作则，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奋斗，这个伟大力量，在一、二十年后将会真正显示出来。”

1988年7月，李俭珠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2月14日，李俭珠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俭珠同志是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优秀干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是留给社会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