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1137万人，女性人口67871万人，虽然男性人口仍比女性人口多出3266万，但总人口性别比为104.81（以女性为100）至国际通行的的合理区间之内。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四号），公布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

2021年5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中国男比女多3490万人，这3000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青年当中，男多女少问题是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婚恋关系的确立，受年龄、生活地域、个人品德、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逐步下降。

2021年11月，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了《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20年年末，男性占比51.24%。

2023年10月12日，中国政府网发布《2022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报告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

其中根据统计对象不同，性别比又可分为以下各种。

1.种群总数量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全部种群数量。计算方法是：性别比=﹝雄性个体数÷雌性个体数﹞×100%；2.出生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出生时的幼仔或幼虫。计算方法是：出生性别比=某年或某季节、某世代出生的雄性幼仔（幼虫）数÷该年或该季节、该世代出生的雌性幼仔（幼虫）数×100%。出生性别比又叫第二性别比。第一性别比是胚胎形成时的性别比。

3.婴儿性别比：这种统计方法一般只用于人类，统计对象为1周岁内存活的婴儿。计算方法是：婴儿性别比=某时点1周岁以内的男婴÷该时点1周岁以内的女婴数×100%；

4.繁殖年龄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到达繁殖年龄的全部个体。对人类来说，中国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人口为法定结婚年龄，对于其它动物则以成年个体数量进行计算，对于植物来说一般在开花后进行计算，因为开花后容易判断植物性别。繁殖年龄性别比又叫第三性别比；

5.死亡个体性别比：统计对象为某一时期内死亡的全部个体总数；

6.分年龄组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各发育阶段的个体数。

经历过长期封建社会发展的亚洲国家，由于“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思想仍较根深蒂固，所以性别比都较西方国家为高。以2002年为例，中国大陆的人口性别比为105.1、台湾104.1、韩国110。

台湾尚未针对逐渐恶化的性别比有任何政策，而大陆则于2004年开始，推行“关爱女孩行动”。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明，在不进行人为性别选择干涉的情况下，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在102～107之间。这是由人类生殖过程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对这个数值的任何人为控制和改变，都会对人口的两性结构造成严重危害。

据统计，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高达116，远超国际认同的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线107。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以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准，中国0岁～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大约多出1883万人。2010年后，这些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那时，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问题将会凸显：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性行为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

以往，人们一提起生育性别的偏好总会谈到受文化习俗或“封建余毒”的影响，谈到农活对重体力劳动者的客观需要。但张翼认为，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的不仅有上述传统因素，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等省，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那些土地辽阔、人口比较稀疏、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在中国，只有新疆、贵州、青海和西藏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正常之列。

国家在控制人口总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但一些人在安排家庭生育计划时受到潜在的男性偏好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另一个主因是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和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这使得流产的女婴数量大大多于男婴。

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城市人口出生性别比还算均衡。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不仅加大了计生部门监控的难度，也把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观带入城市生活。

控制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要手段有：党和政府部门加大对生育选择的监控；对B超等能够予以性别选择的医检设备进行严格管理；对非法经营的机构和个人追究经济责任及刑事责任；消除女童辍学现象；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

学者对于性别比异常有许多解释，而一个社会中可能各种影响性别比的方式都同时存在。 生殖科技：生殖科技是最快、最有效，而且较不伤感情的性别控制技术，其中又可约略分为三种：

堕胎

在怀孕初期利用超音波、羊膜穿刺、绒毛筛检等方式，知道胚胎性别之后，再将胚胎取出。虽然台湾、中国大陆都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医生“体谅”妇女在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压力，有部分还是愿意协助堕胎。

精虫分离：精虫分离是将精虫分成X及Y两群后，再注入妇女体内，但不确保100%生男，不过伤害最小。

试管婴儿：在体外培育受精卵后，检查性别，确定是男孩之后在植入子宫。这种方式100%可以生男，但所抛弃的女性胚胎是否为生命，医界尚有争辩。

胎次

大陆明文规定实施“全面二孩”，台湾虽然未限制妇女生育数目，但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夫妻决定只生一胎，也成为“假性一胎化”。学者发现，在这种社会中，头一胎的性别比虽然已经偏高，但是第2、3胎后，更为异常，有时候可以达到130，明显有人为因素介入，主要是妇女可能第一胎生女后，第二胎无法再将命运交给上天决定，只好求助生殖科技。

环境

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荷尔蒙可能改变夫妻双方的体质，所以男婴的比率会愈来愈高。由于华人社会性别比异常的区域，也是B型肝炎盛行区域，也有学者提出假说，认为B型肝炎（乙型肝炎）可能影响性别比，但未获进一步学术上的证实。

婚姻

性别比失衡之后，最大的冲击就是婚姻；一些研究显示，当大量年轻男性无法找到另一半时，社会治安会显著变差、甚至可能是造成战争的因素。

清朝统治时代的台湾是一个例子，由于清朝政府早期禁止人民全家移民来台，因此当时台湾社会明显男多余于女，造成了许多“罗汉脚”，增加台湾社会动乱的频率。

在台湾、以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来看，虽然出生时性别比位于只是略高的106，但由于女性结婚意愿低，许多男人必须娶东南亚及大陆女性。而性别比失衡的一代，未来更难由台湾女性中找到适合的伴侣。

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在人口数较多的地区，很难以“娶外籍新娘”来解决婚姻问题；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未来更令人担忧。

女孩的健康成长与家庭幸福、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密切相连。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是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两大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

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抓住这一关键环节，加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工作，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实现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是事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最高也不会超过107.7，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2。根据这一推论，女婴的漏报、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6和4.2，进而得出：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种“假性上升”，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

堪萨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约翰·肯尼迪及其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的史耀疆研究发现，从1990-2015年间，2500万女性有可能在出生时没上户口，大部分“消失的女孩”不是被溺害，而是上户口比较晚和未报告出生人口造成的。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2010年，我国20岁至29岁的男性人口总数为1.1484亿人，同年龄段女性为1.1358亿人，两者只差126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