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4-14 15:48
余登发于台北高商本科毕业后，在1935年的州庄选举中便当选高雄楠梓协议会会员。在日本统治时期余登发曾经发起罢免日本官派楠梓庄庄长的行动，因而轰动一时；台湾由国民政府接管后，余登发于1947年出任高雄县桥头乡第一任乡长，并且于同年十二月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并参与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而余登发的“国大代表”身份一直到1973年才被台湾当局取消。后来余登发于高雄水利会主任服务期间致力于地方水利建设并且捐献私财建设地方，于1951年参选高雄县长未能当选。
1960年，余登发当选高雄县长，为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县市长；余登发任内开源节流，删除国民党高雄县党部之补助款以建设学校教室，在在获得好评；但余登发却因公地放领案，而于1963年被迫停职，并被以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于1973年入狱。稍后，1974年余登发获准保外就医。
余登发出狱之后，与不少“党外”人士有所往来；1979年1月20日，余登发与其子余瑞言因为“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罪名遭逮捕，引发社会反弹，许信良、张俊宏、林义雄、黄顺兴、邱连辉等党外人士并且前往桥头进行示威抗议并声援余登发父子，“立法委员”康宁祥等人也表示对余的起诉与判决不当，但是余登发仍于4月因“知匪不报”与“为匪宣”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5年。1980年余登发获准保外就医。
余登发晚年居住于八卦寮自宅。1987年许信良返台时，余登发曾经前往中正国际机场支持。1989年9月13日余登发死于自宅卧室血泊中，法医杨日松和魏契认为是他杀，其他7位法医认为是意外，后来用投票表决通过是意外，推翻他杀之说，但真实原因仍争议不决，如今仍是一桩悬宕已久的命案。
余登发开创了高雄县的政治家族“余家班”，女婿黄友仁、儿媳妇余陈月瑛与长孙余政宪都曾经担任过高雄县长，而且余政宪、余政道与余玲雅以及余政宪的妻子郑贵莲皆担任过“立法委员”，余政宪更出任过“内政部长”。其他受过余登发栽培的地方政治人物更不在少数；余家班不但是高雄县重要的地方派系，也是民主进步党党内重要的地方派系。
1988年余登发曾经出任“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余登发本人事实上并不特别支持统一或“独立”，比较关心地方邻里事务，只是在南京任国大代表任内看到国民党官员用金条贿选，因此退出国民党，所以比较反国民党而支持“党外”势力。
1979年1月20日，著名台湾地方人士、高前雄“县长”余登发及其子余瑞言，因主张台湾与祖国大陆及早实现和平统一，遭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案”、“知匪不报罪”拘捕。次日，地方人士及作家许信良、张俊宏、林义雄、黄顺兴、邱连辉、陈鼓应、王拓、张春男、施明德、杨青矗、姚嘉文、陈婉真、陈菊、邱茂男、何春木等20余人聚集于余登发家乡高雄桥头镇，高举标语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余登发父子。时任“增额立法委员”的康宁祥等58名“党外人士”，联名写信给蒋经国，对拘捕余氏父子表示“严重抗议”。
但台湾当局罔顾民意，仍于4月16日由“军事法庭”判处余登发有期徒刑8年，剥夺公权5年；余瑞言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
1989年9月13日上午，前高雄县长、台“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余登发，被发现陈尸高雄县仁武乡八卦寮住宅二楼卧室地面上，头部严重裂伤，血流满地。据报道，陈尸处发现鹅卵石，疑为凶器，究竟是摔跤致死或是他杀死亡，尚确定案。台湾当局虽指派治安单位查办，但“态度消极”，致引起社会强烈不满，一时满城风雨，诸多猜测，后终因无他杀依据，按自杀死亡处理。
余登发在国族认同上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曾在戒严时代时主张两岸和平统一，遭当时的国民党以“通匪”名义逮捕过。余登发也曾在民进党的场合上喊出中国统一的口号，结果被支持“台独”的民进党支持者丢食物攻击。他跟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主张和国族认同上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