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9月23日开始，鸭绿江南岸的清军陆续分批由义州过江。叶志超命盛军吕本元马队5营、步队两营及靖边步队1营，仍在宣川、铁山一带监视敌军，又命刘盛休的铭字左军3营布防于义州城东的弘壮洞至南山洞一带高地，担任掩护。是日，丰升阿部和马玉昆部过江。因盛军及芦榆、北塘各军粮械运送不及，故迟至25日才分批过江。至26日，清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国境。各军过江后，都到达原先议定的防区驻守：芦榆及北塘各营，由聂土成、江自康统领，驻安东县与九连城之间的老龙头、土城子一带；毅军，由马玉昆统领，驻大沙河右岸至元宝山附近；盛军，由卫汝贵统领，驻安东县附近；奉军及盛军练军，由聂桂林、丰升阿统领，与刘盛休的铭军同驻九连城附近。此时，宋庆已被授任帮办北洋军务，叶志超知自己将被免职，且亦无抵抗的决心和信心，并不积极筹备战守，只在九连城等待宋庆的到来。　先是四川提督宋庆奉旨赴九连城后，即命分统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于9月26日、27两日由旅顺分批出发，经金州、貔子窝及大孤山开向凤凰城。宋庆则于29日率亲兵发自旅顺。30日，即宋庆出发的第2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宋提督谢帮办折已缮发在途。叶提督奉恩旨后，平壤战事方殷，未遑奏谢：今既溃退，又有宋帮办前去，原奉总统之命，似应奏请撤销。”　10月1日，朝命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往东边各营，均归宋庆节制。2日，又有谕旨撤销叶志超总统之职，“以一事权”。10月8日，宋庆抵凤凰城。然后，又率同宋得胜四营赴九连城，于11日到达九连城。与此同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奉速至九连城筹防之旨，于13日率靖边军马步13营抵达。于是，宋庆和依克唐阿成为守卫鸭绿江防线的两位最高将领。

当日军向平壤发动进攻时，日本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业已离开汉城北上，在途中获悉占领平壤的消息，遂继续北进，于9月25日抵达平壤。10月2日，第1军第3师团长桂太郎陆军中将也率部进入平壤。至是，日本第1军已全部到达平壤。总兵力为3万。先是日军攻占平壤后，即以立见尚文少将的第10旅团为先锋队，9月24日由平壤出发，于10月17日到义州。大迫尚敏少将的第5旅团，也于10月4日自平壤开拔。10月5日，山县大将率第一军司令部，与野津道贯中将、桂太郎中将及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共发平壤。同一天，大岛义昌少将的第九旅团随后出发，为全军后卫。平壤距义州约2百公里。先前清军由北路进入朝鲜时，因需运送大炮及辅重等，曾沿途“修筑道路，削平险坡，开拓小路，遇水搭桥，完成了惊人的土木工程”，如今却方便了日军。但是，因气候恶劣，驮牛死亡甚多，辅重运输极为困难。物资运不走，粮草供不上，军行十分迟缓。日军天天四处搜捕逃避的朝鲜百姓充当民夫，并强征马牛，“才得以应付急需”。这样，直到10月22日，日本第1军才全部到达义州。至此，日本第1军主力已在义州集结完毕。　此时，山县有朋驻义州城中坐镇。步兵第10旅团扎城内，第3师团司令部与第5旅团扎城南所串馆附近，第5师团司令部与第9旅团扎铁山和宣川口，第6旅团扎顺安和肃川附近；骑兵第5大队在义州城内，第3大队在城南所串馆；预备炮兵在定州占领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山县下令严禁日军先锋旅团挑战，收起军旗，减少炊烟，尽量隐蔽兵力，充分养精蓄锐，并加强侦察活动，以选择最有利的进攻地点。

义州为朝鲜北境的重镇，以石为城，呈角形，西北临鸭绿江，与中国盛京省的九连城隔江相望，东南则有南山岘丘陵环绕。城凡二门：临江曰静波门，有舟渡至九连城，东北曰镇北门，可通水口镇。城东北角小山最高处建有亭阁，名曰统军亭。登亭遥望，鸭绿江两岸地势形胜，一览无余。山县有朋抵义州的当天，便登上统军亭，以观察对岸的山川形势。自“征韩论”起，在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中间有一句流行一时的口头掸，就是“饮马于鸭绿江”。从历史上看，日本军队只有在“文禄之役”（1592年）时曾占据过平壤，再从未到过朝鲜北部，更不用说进入中国国境了。丰臣秀吉当1592年日本军队进占平壤时，一度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进而谋划要在第2年打进中国，并攻占北京，迁日本国都于此，将其周围十县“贡圣上（天皇）御用”。丰臣的狂想虽然幻灭了，但山县有朋却想实现丰臣的未竟之志。山县并不满足于“饮马于鸭绿江”，他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大韬略”，即计划先略取奉天，然后进行直隶作战，并攻占北京。他在统军亭上想象着渡鸭绿江作战的情景，并挥毫书七绝一首以言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山县有朋从统军亭上俯瞰，鸭绿江横于眼前。

鸭绿江在此分为3支江流：第1江从义州城下流过，河宽60公尺，水深1公尺左右，可以徒涉；第2江又称中江，河宽150公尺，水深达3公尺；第3江的河宽和水深同于第1江，亦可徒涉。过第3江，即是瑷河右岸，有一道长堤，并筑有堡垒，旗帜招展，标明为清军阵地所在。再抬眼遥望，正前方是九连城、夹河，其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千里沃野；东面的安平河口，以及西面的安东县和五道沟，也都尽收眼底。旌旗如林，随秋风而飘扬，幕营和炮垒点缀其间，皆历历可数。

山县抵义州后，已听取了先锋旅团的汇报：“敌军以九连城为总根据地，伸其左翼于虎山及长甸城，张其右翼至安东县，在鸭绿江沿岸有炮寨垒营数十，几百面军旗随风飞翻，看来总数不下两万人。”山县通过实地观察，证实了侦察报告的可靠性。他认为，虎山是江北的天险，欲进攻九连城，必先拔取其左翼之虎山，以为立足之地。但拔取虎山似非易事，因而制定了先攻安平河口的计划。当天夜间，山县即命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担任此项任务：先迂回至水口镇，“徒涉鸭绿江，出梨（栗）子园，冲清军左背”。佐藤接到命令后，当即率7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分队，并携大炮两门，绕道义州城南的所串馆，然后转向水口镇进发。从水口镇附近至安平河口一段江面，是极好的涉渡处所。日军之所以选择这里为涉渡地点，正是反复侦察的结果：安平河口与水口镇“略相对峙，江水至此颇散漫，水渐浅，流渐缓，处处便于徒步。从此地至上游，两岸多悬崖峭壁，碧流如箭，湍声如雷，不能通舟筏，自义州至海，其间两岸地土淤泥，萱葭郁茂，难以行军。”对于安平河口这样重要的地点，清军本应派重兵把守。实则不然，驻守部队为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250人和骑兵1哨50骑；另筑炮垒两座，各设有大炮1门，兵力相当单薄。

清军之所以部署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太了解敌情。在此期间，清军曾多次派人侦探敌军的行动，一些朝鲜群众也往往自动过江偷送情报。但是，由于日军故意制造假象，尽管报告纷至沓来，而情况歧出，使人扑朔迷离，莫知底蕴。先是在10月上旬，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探知日军有从安平河口和长甸河口渡江的可能，报告李鸿章说：“贼已到义州。上游忙牛哨（水口镇附近）离义州30里，人马均能过江；长甸口离九连城90里，亦有渡船，均无兵防守。”当时，宋庆和依克唐阿皆未到防，清廷因命驻九连城“各军会商，酌派马队为游击之师，于江岸上下游严密梭巡，遇有贼踪，半渡击之”。清廷又担心日军从别处渡江，故又于次日补发一道电谕：“鸭绿江地段绵长，必须择应行设防之处，或筑土炮台，或建地营，或设水雷，一切防具妥慎筹办。”这表明了：清廷鉴于鸭绿江防线太长，防不胜防，也不知在何处重点设防为好。盛京将军裕禄则主张重点防守长甸河口一带，先派倭恒额前往防守，“加意梭巡，遇有敌船来渡，即行迎击。”而倭恒额派队巡至蒲石河口，又发现日军“在附近义州江边，或10余人，或七八人，往来察看。并有朝鲜土人为之指划，踪迹诡密。”宋庆到防后，听取探报：“时有倭人窥至九连城上游之蒲石河、长甸河口，与朝鲜至江堡只隔一江，水又甚浅，倭人10数成群，往来窥伺。”认为“蒲石河、长甸河等皆通兴京之腹，又有路通沈阳”，最需严防，而只有倭恒额马步四起，奉军3哨防守，兵力太单。因此，他电请定安、裕禄奏饬依克唐阿移防该处。可见，宋庆初到前敌，也未发现重点防守安平河口的必要性。周馥也得到情报：“近探倭贼大队循江北行，约在长甸河、小蒲石河等处，似系扎筏西渡之意。”适在此时，安东知县荣禧致书宋庆说：“倭人多诡计，先围长甸以牵制我，然后自羊心堡出奇偷涉娘娘城（安东县下游）。”可见，清军始终没有探准日军选择何处为进攻鸭绿江防线的突破口。

10月24日上午11时半，佐藤支队到达水口镇东面的杜武谷，开始向安平河口涉渡。佐藤正令炮兵小队列炮于徒涉点南面的高地，步兵一小队占领通往徒涉点道路两侧的高地，以为掩护。然后，又命一个中队擎枪探水徐渡，大队随后继进。当日军将达江心洲姜甸时，防守河口的齐字练军春字营举枪遥击。此时，南岸高地的日军炮兵小队开始炮击。安平河口的清军炮垒发炮回击，东面鼓楼子的清军炮垒也发炮支援。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炮战。日军在硝烟弥漫中向北岸猛进。当进至距岸约6百公尺时，齐字练军已弃炮而逃，倭恒额退至扛石磊子。此时，宋庆得探马来报，知日军已攻占安平河口。他断定日军“冀由上游分股牵制，并图扰后”，便派吕本元之马队200余骑往援。清军骑队向日军先渡之部队猛攻，试图将其击退。但是，佐藤支队后渡各部又陆续到达，力量大为增加，马队终不能支。午后1时半，日军终于占领了安平河口的清军两座炮垒。　日军从安平河口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佐藤正派骑兵将战报送至统军亭。山县有朋立即打电报向大本营报告：“佐藤大佐率领之步兵队，于24日午前自水口镇渡鸭绿江，攻击中国步兵约100名（后电改为300人），骑兵500余名（后电改为60人）及拥有2门火炮的炮垒，于午后1时半占领。现正向瑷河左岸之梨（栗）子园一带前进。敌人是春字军，伤亡20名。我军缴获野炮两门、步枪10余支。”是日午后3时许，佐藤支队行至安平河口西南的一处高地，不敢孤军深入，遂在此处露营，以等待西线日军的进攻。

架设浮桥的任务，由马场正雄少佐的工兵第5大队承担，他们先抢夺了11艘民船，但船板破烂，不能成为桥粱材料。于是，马场命工兵造扁底船18艘，并蓖集木材，以造桥柱和桥桁。他们还利用深夜探测虎山前第3江水深浅，以便部队进攻时涉渡。24日夜10时，日本工兵先开始架义州城下第1江的浮桥。随后，又在富田春壁的步兵大队的掩护下，开始架设第2江的浮桥。要完成第2江架桥任务，须先携绳游过1百50公尺的江面。一等兵三原国太郎水性甚佳，“自告奋勇担当此项任务。”“时方10月下旬，朔风凛冽，寒暑表下35度（摄氏1度半），水面见薄冰。” 三原下水后，未达彼岸即冻僵而死。一等军曹三宅兵吉带另一工兵随即下水，将系绳任务完成。天明前，第2江的浮桥终于架好。

10月25日凌晨3时半，日军不等浮桥架成，即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4时，山县有明偕参谋官登上统军亭，观察形势。按山县原来的命令：“架桥队须于25日晨四时以前在义州府西北之适当地点架设长达1百50米的军桥；第3师团应于4时30分渡江，向虎山前进。”但是，由于架桥工作不太顺利，推迟了大约1个半小时，始将浮桥架好。桂太郎乃率第3师团首先渡江，自率师团主力列阵于虎山清军阵地正面，另命大迫尚敏率第五旅团占领虎山东面的高地。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先占领了中江台之税关局，然后也渡江至虎山西面。这样，虎山便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虎山位于瑷河与鸭绿江交会处，西隔瑷河与九连城相望，南隔鸭绿江与统军亭相对。山拔地百余公尺，“虽不甚高，然险绝峻绝，殆不可攀登，远望之如孤立者”。山形似乳虎蹲伏，故名虎山或虎儿山，音拗而成“虎耳山”。守此山者为以勇敢著称的总兵马金叙。先是10月22日，宋庆接到探报：“倭寇催运粮械甚急，又运大炮20余尊到义。踞义城之贼仍约万众，其设防各要隘又约七八千人；聚集长木板，用西法以铁丝贯联，成桥甚易。”推断敌人正在做偷越的准备。23日早晨，宋庆带同聂土成、宋得胜、马金叙三将亲往虎山查看。他认为：“虎耳山界于江、河之间，势极崇隆，实占形胜。昨派各军凭爱（瑷）河为守，固可迎头痛击，惟虑敌兵扑渡，一面别渡抱山，占我形势。”若先据此山，凭高临下，便可夺贼气而利守御。”因此，传集各将，谓：“能膺此险要者受上赏。”马金叙明知此任艰巨，但抱定与虎山共存亡的决心，自愿守御此山，遂“选奋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是日中午，宋庆重新部署兵力，除已命马金叙驻守虎山外，又令聂士成选精锐驻扎山边；宋得胜继其后，为游兵策应；刘盛休在瑷河西岸挑挖地沟，埋设旱雷，以防敌人从江对岸架桥偷渡。为了便于往来，还设法在瑷河上搭造浮桥，以接应虎山驻军。他本人则居中调度，何路吃紧，即率同马玉昆一军应援。宋庆自称：“布置既密，军心遂壮，各有思奋之心。”这样，清军在鸭绿江防线的兵力便分为3路：“马金叙4营守虎耳山为前锋，聂士成4营守栗子园为接应，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驻九连城，分守江岸，是为中路，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宽甸、安平河口、长甸各隘，为东路；丰升阿、聂桂林等分守安东县、大东沟、大孤山，为西路。”对此，日人评论说：“清军所实施之防御法，亦以为虎山附近第1线（日军）强大而确实占领其东北方高地，且严密警戒搜索前方，则料日军攻击虎山终归失败。又虽已经过虎山战斗，然由九连城及苇子沟出击之部队热心果敢实施攻击，或亦可期胜算。又在安平河口、蒲石河口之齐字练军1千5百人，对佐藤支队在水口镇附近之渡河极力抵抗，亦能使该支队不能西进。但镇边军5,500人（包括齐字练军）被配置于东阳河口、长甸河口间远隔地，毫不能参与此战斗。实为兵力分散结果，能夺胜算之大部。”不仅如此，除东路依克唐阿军5,500人外，西路的丰升阿军和聂桂林军共5,500人，也都远隔而不能参加战斗。至于刘盛休军4,200人，则主要负责防守九连城河边一带。实际上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足9,000人。其中，江自康军2,500人，系新募之兵，尚未经过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正由于此，“故此战斗之败北，非于战时定之，可谓胚胎于取此配备时矣。”

本来，宋庆见日军已占领安平河口，知大战在即，召集诸将于25五日至其驻地大楼房会议战守。24晚，马金叙探悉“东路已溃，日人过江，知翌日必有战事，遂复命不与会”。25日黎明，他亲率部众守御虎山后要隘，并对属下说：“今日之战关系甚大，虎山存亡悉赖尔等，须戮力同心，以御敌人。”士卒皆大呼：“愿效死保守此山！”此日，正是“晓雾浮江”，使清军未能及时发现日军的架桥和渡江活动。及至日军先头部队通过浮桥登上沙滩后，清军始发炮防战。时为午前6时15分此时，日军第3师团主力业已渡江完毕，遂用12公分加农炮向虎山守军猛攻。马金叙虽仅率五六百人独守虎山，但“顽强抵抗，毫无退却之色”。尽管日军“攻甚锐”，他仍指挥部下将土英勇还击，在“接应未到之先，独自力战，快炮放至1百80余出”。“日军迭次奋勇猛扑，皆为我退。”江南岸的日本炮队见久攻不下，便发炮助战。据日方记载称：“清将马金叙据高拼死力战。时黑田久孝少将部下炮队在江左岸，以榴霰弹注射清军垒，以援桂（太郎）中将兵势。清兵亦善战，隔江望之，晨雾漠漠与硝烟相混，但闻其中轰轰殷殷之响。”注激战中，马金叙“受枪子十余处”，“其弟督队阵亡”，依然“抚创拒守，战益力”，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三次冲锋。　交战不久，日军右翼队在大迫尚敏指挥下，也全部通过浮桥，并抢占了虎山东面的高地，从侧面向清军俯射。此时，驻守虎山边的聂士成军背腹受敌，一面与马金叙相与联络，一面奋勇抗敌。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右翼队“自虎山东方高岗中腹进，冲突清军；清军据侧面高丘，亦为大迫（尚敏）兵所炮击。”于是，聂士成军陷于异常困难之境地。宋庆见马、聂“兵单难支，势甚岌岌”，便派宋得胜和马玉昆率毅军步骑3千余人来援，“皆踹过爱（瑷）河两道，拚命迎战，勇丁亦皆鼓舞奋发，枪弹如雨”。此时，铭军“炮兵在九连城凸角部者，率野炮四门亦至，急击日兵，左翼日兵色动”，士气为之低落。宋得胜趁势“率队力夺3座山（丘），贼尸盈野，马玉昆由南面夹击，互施枪炮。”日军阵地开始动摇，攻势顿挫。

桂太郎见难进一步，士气开始衰落，便派飞骑向军司令部告急，“请别出一部队兵”。山县有朋即命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赴援。此时，立见正在中江台，已占领税关局，“因顾北方，敌旗翩翩于空中，如渐逼日军者，乃急驰马至架桥点会桂（太郎）中将”。于是，立见“以步兵第12联队为先锋，自率混成旅团兵赴之。友安（治延，步兵第12联队长）中佐在虎山，富冈（三造，步兵第22联队长）中佐在中江台，左右相应，轰击清军各翼。少将冒炮弹雨射间进逼清军。”并“从虎山之左侧迂回，出敌背后，猛冲敌军侧面”。原来命令佐藤支队适时插到虎山背后，“无奈鸟道樵径，一山连着一山，道路艰难，未能如期完成行军任务”。至此，日军的进攻部队已全部渡江。特别是立见旅团以生力军出现，使日军士气大振。　宋庆急调刘盛休的铭军赴援，然“铭军仅凭垒施炮，几番令其接应，仅至爱（瑷）河岸，未过河”而止。马玉昆等虽无后援，仍坚持战斗。对此，宋庆曾记述道：“至浮桥倭已毕渡，以大炮数十尊排列桥左，背水殊死斗，炮弹轰驰，声震数十里。我军伤亡鳞叠，犹相持不少后。”但是，敌我众寡悬殊，且被敌军分割，各自为战，难以久持。“当是时，铭军溃西南，盛军败而北，毅军之营哨官伤者16。”而“能战之哨，除伤亡所存无几”。宋庆见状，只好令宋得胜、马玉昆撤至瑷河以西。聂士成所部仅700人，兵力单薄，又被日军反复纵兵环攻，力不能支，亦退渡瑷河西岸。此时，只有马金叙仍在坚持战斗。他誓与虎山共存亡，“督战益力”。有部属劝之曰：“公虽勇敢，其与寡不敌众何?与其同归于尽，不如留此身以图恢复。且援兵不至，非公之罪也。”马金叙遂率残部突围而出，渡瑷河西走。时为上午10时30分。在这次战斗中，清军战死者495人，其中仅毅军即有333人，约占总阵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记名提督谭清远（芦榆防军）和14名清军士兵被俘。日军死伤149人，其中死34人，伤115人。可见战斗之激烈程度了。

日营距九连城甚近，按军中规定，夜间不许点火。然日军人马“皆涉水中，不耐浸湿，故解其禁。诸队设燎火，以焙其湿气。于是，鸭绿江畔宛然如白昼。清军见之，俄乱发巨炮。”这样的盲目射击，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本来，这是清军实行夜袭的好机会，也徒然错过了。九连城在瑷河流入鸭绿江的河口之西，城建于小丘上，瑷河流过丘下，老龙头和虎山耸立于城之东西，颇具形势，故清军以为根据地。虎山虽已失守，但从虎山至九连城须通过瑷河。瑷河自栗子园分为两支水流，一宽百丈，一宽70余丈，“河深及马腹”，“河底石滓水急，甚难渡”。而清军在瑷河西岸也未来得及设防。

10月26日黎明，日军各部皆整队自营地出发。3路日军成扇面形逼近九连城。是时，“浓雾咫尺莫辨”，日军不摸城内情况，便向九连城炮击，但城内毫无反应，“唯见鸟雀惊飞”。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使命步兵第11联队直攀城墙而入，始发现城内已无清军一兵一卒。原来，刘盛休己在夜间带领铭军弃城而遁。午前10时，山县有朋进入九连城，以旧税关局为第一军司令部。野津道贯亦率第五师团驻城内。　当日军进攻虎山之际，山县有朋曾派奥山义章少佐率第21联队第3大队开赴安东县对面沙洲之麻田浦，以牵制清军的兵力。10月25日，奥山从义州出发，抵达麻田浦，当即设警戒，并布置炮兵阵地。是夜，四顾暗黑，咫尺不辨，对岸的盛军似未发觉，只听乱发步枪之声。日军夺取了毅军的粮饷船一艘。26日黎明，奥山下令以野炮两门轰击安东县。安东县原名沙河子，1876年置县，本有盛军6千余人防守，但盛军早在夜间撤走。这样，谈县竟被日军—个大队不战而占领。

日军占领安东县后，设立民政厅，以原驻华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为长官。山县有朋为此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又谓：“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日本在安东县设民政厅的电讯传到国内后，又激起了一阵战争狂热。舆论界也对此大肆宣传，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

如说：“在日本版图之外设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终未发展到朝鲜以外。今我军已占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在那里实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日本明治天皇睦仁也赐书第一军予以嘉勉，其文有云：“卿等忠勇，能排万难而进击，退敌于朝鲜国境外，遂入敌国，占领要冲地，朕深嘉赏之。时方冱寒，卿等各自爱，期将来成功。”睦仁在嘉勉书中特别提到“期将来成功”，实是暗含继续扩大侵略的点睛之笔。

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还张贴一种《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宗明义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

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并公然宣称：“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谍分子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其中，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其入侵中国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并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以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完全反映了山县有朋当时的策略思想。

日军占领安东县时，聂桂林和丰升阿所率奉军、靖边军及练军盛字营尚驻大东沟西，当即留下两营奉军驻大东沟，余皆北退。10月27日，日军大迫支队来逼，两营奉军亦退走。

至是，3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对于鸭绿江防之败，光绪皇帝以“强弱不敌”，犹予谅之，谕宋庆“以全局为念，择地稳扎，相机雕剿”，“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　在鸭绿江防之战中，清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也损失严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日军缴获大炮74四门、步枪4,401支、炮弹30,684颗、枪弹4,320,661颗，精米2,590石、杂谷2,000余石，以及马粮和其他杂物无数。

日军进犯鸭绿江防线第1军的总兵力不下3万人。清军虽号称八十余营，但编制严重不足，实际兵力不过2万人左右。如奉军（包括靖边军）名义上虽有13个营的编制，但由于平壤战斗的伤亡大量减员，实际只有3,000人。其他部队也有类似的情形。

纪律废驰。守卫鸭绿江防线的清军，一部分是平壤退来的败兵；一部分是由各地抽调的防军。平壤的失败和左宝贵的牺牲，对清军士气影响很大。所谓“平壤左宝贵阵亡，援奉诸军卒胆慑”，不敢与日军见仗。且由平壤败退的队伍，“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遗失尽净”。虽经养息、补充、整顿，仍未能完全复原。

同时，供应不济，棉衣缺乏。正如宋庆所说：“军旅所需，百无一办”。各军纪律废驰，原来以纪律败坏著称的盛军，由平壤败退后，依然是“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是该军虽有如无，尚须防其骚扰”。由各地调来的“防营平时废驰者大抵皆然，一经战队，官则惊慌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如守安平河口的黑龙江齐字练军就是一触即溃；而守九连城的铭、盛2军竟不战而逃。

总统鸭绿江诸军的宋庆，在接受任命时曾表示：“此行如不能奏攘倭之功，唯一死以报国”。作为一员将领，他有抗敌决心，也称得起勇敢能战。但他“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故诸军毕集，仍散漫无纪律”。实际上，宋庆“虽负节制诸军名，各军实阴不受部勒”。

能够服从宋庆调度指挥的，只有毅军9营，其他各军多不服调遣。如刘盛休铭军虽“素称劲旅，惟承平20年，已非旧日士卒，近悉为刘氏族邻少年子弟，饷糈过厚，踵事增华，既骄且惰，不听约束”。在虎山战斗危急之际，宋庆多次令其出援，竟不理会，宋庆亦毫无办法。至于依克唐阿所部黑龙江镇边军，根本不归宋庆指挥。他负责防守鸭绿江防线左翼，24日与日军稍一接触，即退往宽甸，竟置鸭绿江防于不顾。无怪宋庆哀叹：各军之间，互不统属，“瞻循依违，败不相救”。

在整个鸭绿江防线，宋庆及诸将虽然重视了虎山阵地的防守，但却忽视了九连城上游安平河口的防卫。当时，日军“毕集于义州，作欲渡状。我诸军严防中路九连城江面，而倭人仍潜袭上下游，将以全力萃于中路，为批吭□虚计，我诸将竟不察”。以致24日日军首先由朝鲜水口镇渡江，占领了安平河口，威胁虎山、九连城侧背。

且清军虽曾注意“严防中路九连城江面”，但24日晚日军在江面终夜架桥，清军近在咫尺竟毫末觉察。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清军的腐朽窳败已到了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