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全国第一次普选举行，劳动党获得执政地位。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976年12月28日，改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阿长期坚持阶级斗争，称之为“推动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对外“不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调和”。1990年阿人民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取消宪法中规定阿劳动党是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确定阿是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总统为国家元首，由议会秘密投票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提名任命部长。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唯一政党，一直掌握政权，成为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政治集团。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机关有：

最高权利机关人民议会，也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议会闭会期间，人民议会主席团是最高权利机关。政府的名字叫部长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利执行机关。1992年，劳动党失去了政权。

196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于急速成长的官僚体制对他们权力的威胁提防甚严。党的纪律开始松弛。人民抱怨渎职、通胀和劣质的商品。作家们开始偏离要求艺术与文学作为为政府和党的政策服务的工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统。因此，在毛泽东1966年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霍查发动了他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将重点放在军事、政府官僚体制与经济改革上，为他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寻求新的支持。当局取消了军衔，重新在军队实施政委制度，取消志愿兵。为了限制“白领作风”，当局还大幅削减了中高级官员的工资，将管理和技术人员赶出办公室，送到工厂和农田做苦工。六名部长被处决，包括司法部长本人在内。农村集体化一直扩张到遥远的山区。另外，政府攻击作家和艺术家异议分子，改革了教育制度，主要是强化了阿尔巴尼亚与欧洲文化的隔绝，目的是为了消除外部影响。

1967年，当局在阿尔巴尼亚发动了一场剧烈的消灭宗教运动，宣布宗教分裂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使其发展步履维艰。学宣队下到农村，强迫阿尔巴尼亚人停止进行宗教活动。不顾所有的反对，甚至是劳动党党员的反对，在年底以前所有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以及其它宗教设施都被关闭或改成仓库、体育馆和工厂。一项特别命令废止了该国所有主要宗教团体的运营许可证。这场运动在阿尔巴尼亚宣布成为世界上首个无神论国家时到达高潮，被宣扬为恩维尔·霍查的伟大功绩之一。

阿尔巴尼亚传统的以族长制家庭为中心的家族制度在战后的对于族长权威的抑制、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农村向城市移民，以及对宗教的镇压下分崩离析。战后政府大幅改变了阿尔巴尼亚妇女地位。妇女在传统阿尔巴尼亚社会中被看作二等公民，她们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和农活。二次大战之前，90%的阿尔巴尼亚妇女是文盲，在很多地区被古老的部落法律和习俗看作是动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中，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就业，以克服劳动力短缺和消除她们的保守思想。霍查宣称任何蔑视党的妇女权利公告的人都应该被“扔进火堆”。少数民族被强有力地压制。伊利里亚人的民族主义神话甚嚣尘上，将国家问题搞成一堆虚构的人名。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加入经互会，1955年参加华沙条约组织，但由于亲中，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关系在中苏关系破裂后长期不和。阿先后于1961年和1968年退出这两个组织。阿和邻国南斯拉夫关系也不和，两国经常就意识形态和领土问题互相指责。

直到南斯拉夫1948年被从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之前，阿尔巴尼亚的表现一直像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卫星国，铁托也一直想对阿尔巴尼亚党用铁腕迫使其整个国家加入南斯拉夫。在德国于1944年下半年从科索沃撤退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占领该省并向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报复性屠杀。在二战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支持将科索沃转交给阿尔巴尼亚，但是战后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坚持保留战前的边界。在南斯拉夫的压力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放弃了1943年的穆卡伊协定，同意战后科索沃重新回到南斯拉夫内。1945年1月，双方签署了科索沃作为一个自治省重新加盟南斯拉夫的条约。不久之后，南斯拉夫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的国家。

1946年7月，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技术与经济协定，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经济的一体化打下基础。这些协定与条约为协调两国经济计划、统一两国货币系统，建立共同定价体系和关税同盟提供了方便。南阿关系紧密到以至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成为了阿尔巴尼亚高中的必修课。南斯拉夫也和保加利亚签署了类似的友好条约。铁托元帅和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讨论计划建立一个包括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巴尔干联邦。南斯拉夫顾问充斥着阿尔巴尼亚政府机关和军队指挥机关。地拉那急需外援，大约2000吨南斯拉夫的粮食帮助其撑过了饥荒。阿尔巴尼亚也在战后立即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收到了2600万美元，但在投资和发展上仍需仰赖南斯拉夫援助。

南斯拉夫政府很明显将对阿尔巴尼亚的投资看成是对南斯拉夫自己的未来投资，建立了进行采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力生产、以及外贸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合资公司。南斯拉夫的投资帮助建设了在科尔彻（Korçë）的砂糖精炼厂、爱尔巴桑的食品加工厂、罗戈日内（Rrogozhinë）的麻布厂、弗洛勒（Vlorë）的罐头厂，以及地拉那的印刷厂，电话交换中心和纺织厂。南斯拉夫人还对阿尔巴尼亚产的铜和其他材料支付高于国际市场三倍的价格来支持阿尔巴尼亚经济。

但是当阿尔巴尼亚抱怨南斯拉夫廉价收购阿尔巴尼亚的原材料，通过合资股份公司剥削阿尔巴尼亚时，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还是降入了低谷。另外阿尔巴尼亚寻求投资基金来发展轻工业和石油精炼厂，而南斯拉夫要让阿尔巴尼亚集中于农业和原材料生产。阿尔巴尼亚经济计划员会的主席和霍查的盟友纳科·斯皮鲁（Nako Spiru）成了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进行经济控制的主要批评者，其他阿尔巴尼亚党内的知识分子，通过佐泽和他的追随者试图将其撤职。

1947年南斯拉夫领导人策划了一场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的反南斯拉夫分子，包括霍查和斯皮鲁在内的全面的反击。五月，地拉那宣布以有叛国行为的罪名逮捕、审判和宣判了九名人民议会成员，他们都是公认的反南斯拉夫派。一个月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谴责霍查采取“独立”政策，教唆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南斯拉夫。很明显是为了试图在阿尔巴尼亚党内换取支持，贝尔格莱德向地拉那追加了4000万美元的等额贷款，相当于阿尔巴尼亚1947年国家预算的58%。一年之后，南斯拉夫的贷款几乎占到了国家预算的一半。但是斯皮鲁的计委提出了一个强调自力更生、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计划之后，双边关系还是在秋天恶化了。南斯拉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斯皮鲁在受到批评之后无法在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层内赢得任何支持，自杀身亡。

当新兴的东欧国家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1947年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大会时，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无足轻重的地位一览无余。相反，南斯拉夫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代表阿尔巴尼亚发言。虽然苏联允诺给阿尔巴尼亚建立纺织厂、糖厂以及其他工厂和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农业和工业机械，斯大林还是告诉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密洛凡·德热拉斯，南斯拉夫应该“吞掉”阿尔巴尼亚。

南斯拉夫派一直执掌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决策权直到1948年。在二月和三月党的全体会议上，共产党领导人表决合并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说到底是个机会主义者的霍查甚至谴责斯皮鲁破坏阿南关系。在一个月后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佐泽提议向贝尔格莱德宣布阿尔巴尼亚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加盟共和国。但在共产党情报局于6月28日将南斯拉夫开除之后，阿尔巴尼亚在对南斯拉夫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个动作确实将霍查从行刑队的枪口下救了出来，也确实将佐泽逼成了孤家寡人。三天之后，地拉那给南斯拉夫顾问们48小时时间离开阿尔巴尼亚，废除了与这个邻国所有的双边协定，发动了一场恶毒的反南斯拉夫突击宣传，将斯大林包装成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把霍查说成抵抗外来侵略的勇士，而铁托则成了帝国主义怪兽。

阿尔巴尼亚成为了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1948年9月莫斯科开始对阿尔巴尼亚损失的南斯拉夫援助进行补偿。这个替代被证明对阿尔巴尼亚大有裨益，因为莫斯科比捉襟见肘的贝尔格莱德能提供的多得多。而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共同边界也另阿尔巴尼亚政府高枕无忧，因为这样莫斯科更难向地拉那施加压力。在十一月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由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改名）第一次党代会上，霍查将国家灾难的指责矛头指向南斯拉夫和佐泽。霍查在十月解除了佐泽的内务部长职务，以谢胡取而代之。在1949年的秘密审讯之后，佐泽被处决。随之而来在阿尔巴尼亚的反铁托分子大清洗使党的31名中央委员中的14名和人民议会109名代表中的32名遭到整肃。劳动党总共开除了25%的党员。南斯拉夫用宣传战进行反击，废除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友好条约，在1950年从地拉那撤回了使馆。

阿尔巴尼亚和西方的关系在共产党政权1945年12月拒绝自由选举之后迅速降温。阿尔巴尼亚限制国内的美国和英国人员活动，指控他们在北部山区煽动反共叛乱。英国在4月宣布经不会向地拉那派遣外交使团；美国在11月撤回了使馆。美英两国都反对阿尔巴尼亚加入联合国。阿尔巴尼亚政府害怕在希腊内战中支持反共武装的美国和英国会支持希腊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领土要求；当美国参议院在七月通过决议支持希腊的要求时形势更加火上浇油。

在阿尔巴尼亚宣布对阿尔巴尼亚本土和希腊的科孚岛之间的海峡拥有管辖权之后，1946年阿尔巴尼亚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宗重要事件。英国向阿尔巴尼亚挑衅而派出四艘驱逐舰进入该海峡。其中两艘于1946年10月22日触雷，44名舰员死亡。英国向联合国和国际法院申诉，而后者在它建院以来第一次裁决中判决地拉那方面败诉。

1946年之后美国和英国开始实施一项精心布置的计划，以支持阿国内的反共和保皇派武装来推翻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政权。至1949年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都在和佐格一世与他的私人卫队的山民们合作。他们招募阿尔巴尼亚难民和埃及、意大利和希腊的流亡者；在塞浦路斯、马耳他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进行训练，之后让他们渗透入阿尔巴尼亚。在英国情报部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担任联络员的苏联双重间谍金·菲尔比向莫斯科传递了渗透行动的情报，300名渗透人员在安全部门手下丧生。

在一连串的破坏行动，包括已失败的渗透行动和1951年3月地拉那苏联大使馆炸弹袭击之后，阿尔巴尼亚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内部安全措施。在1952年9月，议会通过一项新的刑法，要求将所有在11岁以上的被判有阴谋叛国、破坏国家财产，或进行经济破坏罪的罪犯处以死刑。

1948年阿尔巴尼亚在和南斯拉夫决裂之后转而仰仗苏联的援助。1948年2月，阿尔巴尼亚获得了共产党阵营的经济计划合作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成员资格。地拉那马上签订了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贸易协定。苏联和东欧的技术顾问常驻阿尔巴尼亚，苏联还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事顾问，在萨赞岛上建立了潜艇基地。在苏南关系破裂之后，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苏联能够向希腊的共产党武装战斗提供军事物资的唯一通道。而阿尔巴尼亚向苏联提供的这一点小小的战略价值，也在核武器技术进步之后日益萎缩。

为了急于向斯大林表忠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实施了新的斯大林式的经济制度。1949年阿尔巴尼亚采用了苏联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国有企业从本身的盈利中直接向国库上缴利润，只留下批准用于自我投资和其他目的的部分。1951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开发该国的石油、铬铁矿石、铜、镍、沥青和煤炭资源，扩大电力生产，扩充电网，提高农业产量，改善交通。1955年政府在劳动党二大之后开始实施一项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计划和一场强制性的农庄集体化运动。当时，私人农庄的农业产量仍然占阿尔巴尼亚全国的87%，但至1960年集体或国有农庄已经将其取而代之。

苏阿关系在约瑟夫·斯大林活着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如胶似漆，虽然事实上阿尔巴尼亚是苏联的一个经济上的负担。阿尔巴尼亚1949、1950和1951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和欧洲苏联集团国家开展，其中仅和苏联的贸易就占一半以上。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一起长期以无偿援助款平衡阿尔巴尼亚的国际收支赤字。

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方水平，但在1950年代前期阿尔巴尼亚一百二十万国民的卫生与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医生的数量上升了三分之一，达到了150人（虽然医生/病人比例按照大多数标准仍然是无法接受的），国家开办了新的医疗培训机构。病床的数量由1945年的1765张增加到了1953年的5500张。更好的卫生和居住条件使阿尔巴尼亚吓人的婴儿死亡率从1945年每千人死亡112.2人下降到了1953年的每千人死亡99.5人。被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以及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必须的学术和技术干部的工具的教育系统也得到显著改善。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从1945至1950年增长了一倍。文盲率从1946年的85%下降到了1950年的31%。苏联为阿尔巴尼亚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并提供专家和学习设施来改善阿尔巴尼亚的教学条件。地拉那国立大学（现为地拉那大学）于1957年建立，阿尔巴尼亚科学院15年后建立。但是除掉这些成就，阿尔巴尼亚教育仍在受到钳制自由思想的限制所苦。例如，教学机构对于课程、教学方法和管理的很少有发言权。

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很明显是害怕苏联领导人的去世可能会助长阿尔巴尼亚党内各级反对派，霍查和谢胡都没有冒险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苏联之后开始重新接近仇敌南斯拉夫的行为让两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怀恨在心。地拉那立即受到莫斯科的压力，要求复制苏联式的集体领导模式。1953年7月霍查将外交和国防部长职位交给了忠心的部下，但是他直到1954年谢胡担任阿尔巴尼亚总理之前仍然保留着党的最高职务和总理职位。苏联的回应是将两国之家的外交关系提升到大使级，来提高阿尔巴尼亚领导层的信心。

虽然开始时有些热情的表现，霍查和谢胡并不信任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与“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纲领，因为它表达了南斯拉夫可能再一次尝试控制阿尔巴尼亚的威胁。莫斯科可能喜欢不那么教条的领导人的姿态也给霍查和谢胡敲响了警钟。地拉那和贝尔格莱德在1953年12月修复了关系，但霍查拒绝了赫鲁晓夫一再提出的给亲南斯拉夫的佐泽平反，以向南示好的呼吁。二人相反加紧了对阿尔巴尼亚国内生活的控制，继续与南斯拉夫的宣传战。1955年阿尔巴尼亚成为了华沙条约组织——华约的创始会员，这是该国有史以来参加的唯一一个军事同盟。虽然该条约规定了阿尔巴尼亚第一次获得的其他共产党国家保卫其边界的保证，但它并没有减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霍查与谢胡不停敲打阿尔巴尼亚人深埋心底的对南斯拉夫的恐惧神经，以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的罪恶之后的融冰期内继续保持权力。霍查维护了斯大林，批判铁托分子的异端邪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迭出，包括1956年波兰的骚乱和匈牙利的暴动。霍查不留情面地清洗了有亲苏联和亲南斯拉夫倾向的党内温和派，但是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之后降低了批评南斯拉夫的调门，在那里他赢得了1亿零500万美元的贷款减免和约780万美元的附加食品援助。但到1958年，霍查又一次批评起铁托的“法西斯主义”和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他还抱怨经互会的东欧经济一体化计划令阿尔巴尼亚生产农产品和矿石而不是着重于重工业发展。1959年在一次对阿的12天访问中，赫鲁晓夫不停地试图说服霍查和谢胡阿尔巴尼亚的目标应该是成为社会主义的“果园”。

在苏联和中国代表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大上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额外的的尖锐交锋中，赫鲁晓夫严厉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处决一名亲苏的阿尔巴尼亚政治局重要领导人，苏联最后于12月与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莫斯科随后从阿撤回了所有的苏联经济顾问和技师，包括前来建设文化宫的在内，停止了向阿尔巴尼亚运送物资供应和已经启用的设备的零配件。另外，苏联继续拆除萨赞岛上的海军基地，该过程在苏阿关系破裂之前已经开始。

阿尔巴尼亚脱离苏联给本国经济造成重创。半数进出口是为苏联的供应和市场量身定做，所以当地拉那和莫斯科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又无能力把保证的设备和机器按时运到时，阿尔巴尼亚的对外贸易几近崩溃。阿尔巴尼亚企业低下的生产率、漏洞百出的计划、低劣的工艺与低效的管理在苏联和东欧的援助和顾问撤回时显现无遗。1962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实施了一项节约计划，号召人民节省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放弃不必要的投资项目。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霍查欢呼雀跃。苏联的新领导层向地拉那示好。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苏联的新领导人明显不打算改变对阿尔巴尼亚的基本政策，双边关系没有好转。地拉那的继续宣传苏联官僚是“奸诈的修正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叛徒”。1964年，霍查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和解的方式是后者向阿尔巴尼亚道歉并且赔偿强加于阿的损失。苏阿关系在1968年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见布拉格之春）时到达了新的最低点，阿尔巴尼亚以正式退出华约作为回应。

1949年11月23日，阿中两国建交。

阿尔巴尼亚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密切，毛泽东称颂阿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称赞霍查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战士”，阿获得了中国的大量无偿援助。作为报偿，阿尔巴尼亚一直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提案的主要国家。

阿尔巴尼亚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远远超出其大小和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的角色。1958年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莫斯科在和平共处、反斯大林主义，以及南斯拉夫通过在经济生活中下放权力实行的“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上针锋相对。苏联、其他东欧国家和中国都向阿尔巴尼亚给予了大量援助。苏联领导人还许诺在地拉那建一座大型的文化宫作为苏联人民对阿尔巴尼亚的“热爱和友谊”的象征。但即使有这种姿态，地拉那仍对莫斯科的对阿经济政策不满。很明显霍查与谢胡已经在1960年五月或六月决定了阿尔巴尼亚对于中国的支持感到放心，并且在中苏之间爆发论战的时候公开表示站在中国一边。拉米兹·阿利雅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与霍查的意识形态问题顾问，在此次论战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中苏分歧在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公之于世，赫鲁晓夫试图在此次会议上为谴责北京而辩护。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是唯一支持中国的欧洲代表团。苏联立即在1960年组织了一场要霍查和谢胡下台的运动作为报复。莫斯科在旱灾时削减了承诺交付给阿尔巴尼亚的谷物，地拉那的苏联大使公然鼓励劳动党内的亲苏派公开反对该党的亲华立场。莫斯科还明显参与了一项劳动党内以武力推翻霍查和谢胡的阴谋计划。但是两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牢牢控制着党的机构、军队和谢胡的秘密警察——阿尔巴尼亚国家安全理事会（Drejtoria e Sigurimit të Shtetit--国安会），消除这种威胁易如反掌。五名亲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随后被审讯与处决。中国立即开始补充苏联方面取消的面粉供应，虽然它也面临着外币紧缺和经济困难。

阿尔巴尼亚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世界81国共产党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时又一次支持中国。霍查狠批赫鲁晓夫支持希腊对阿南部的领土要求，在劳动党和军队内散布不和，动用经济手段进行讹诈。“苏联的老鼠也能吃个饱时阿尔巴尼亚人民却食不果腹”，霍查在说到苏联延迟谷物供应时谴责道。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将霍查的表演形容成“流氓般的”和“幼稚的”，这番讲话也消除了一切莫斯科与地拉那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接下来的整个一年，阿尔巴尼亚都在充当共产党中国的代理人。亲苏联的共产党不愿直接和中国对抗，而通过批判阿尔巴尼亚来批评北京。共产党中国则在自己的位置上频繁对阿尔巴尼亚的反苏联与反南斯拉夫抨击言论给予肯定，地拉那称后者是“社会主义地狱”。

霍查与谢胡在劳动党1961年2月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继续他们反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长篇大论。在此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政府公布了该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将所有投资的54%分派到工业上，以此拒绝了赫鲁晓夫希望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主营农产品生产国的打算。莫斯科以取消对阿援助计划和掐断资金渠道来回应，但中国又一次伸出援手。共产党中国再次补偿了阿尔巴尼亚失去的苏联经济援助，提供了约90%的零配件、食品和其他苏联承诺给予的货品。北京给阿尔巴尼亚的贷款条件比莫斯科更优厚，而且，中国的技术员不像苏联顾问们那样，而是与阿尔巴尼亚的工人保持相同的低工资和住房条件。中国还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一台大功率广播电台，地拉那用来给斯大林、霍查和毛泽东大唱了几十年赞歌。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它为中国提供了一块欧洲阵地，充当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主要的传声筒。令阿尔巴尼亚泄气的是，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远不如苏联的货品和顾问经验丰富。讽刺的是，语言障碍甚至迫使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技术人员用俄语互相交流。阿尔巴尼亚再也不参加华约的活动和实施经互会的协定。但是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并没有与阿尔巴尼亚中断外交与贸易往来。1964年，阿尔巴尼亚甚至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地拉那苏联大使馆，阿尔巴尼亚工人自力更生地加紧建设文化宫。

阿中关系在1970年前已经沉滞下来，当这个亚洲大国在1970年代早期开始走出孤立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对他们向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做出的承诺进行重新评估。作为回应，地拉那开始扩大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阿尔巴尼亚与法国、意大利和新近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展开了贸易谈判。1971年实现了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关系正常化。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深恶痛绝，报纸和广播对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闭口不提。阿尔巴尼亚积极地减少对共产党中国的依赖，分散贸易，特别是与西欧发展外交和文化交流。但是阿尔巴尼亚避不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还是唯一拒绝参加1975年7月赫尔辛基会议的欧洲国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霍查开始批评新的领导人以及北京对美国和西欧的实用主义政策。中国的回应是1977年邀请铁托访问北京以及1978年中止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