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宁府志》：“远志，洪武五年，由兵部司务升陕西道御史，升大理寺丞，寻升佥都，建言被谪，升户部主事员外，调永州府同知，升应天府丞，致仕。”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五年》：“是月，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卒，年八十三。”

调节官员进出口

唐末控制官员队伍规模，一方面是通过“律”，即法律约束，把编制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太宗时，中央政府文武官员曾精简到643人，后定制为730人。而至玄宗时，机构逐渐臃肿，国家机构职官总数为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16185人。另一方面是通过“礼”，即道德手段，其主要方式是官员致仕。唐代要求官员年老致仕，形成礼法上的约束机制；同时提供诸多政治、经济和生活待遇，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致仕官员，唐代统治者表现出了较好的尊重态度，从而形成一种致仕荣耀、知止求退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唐初和盛唐以前，官员致仕制度的正常运行，使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情况比较正常，官员“进出口”大致平衡。

以礼致仕

按照封建礼法，官员欲退，则皇帝必称社稷所倚而加以挽留，官员则以不能阻塞后人予以坚持，反复数次之后，皇帝不再勉强，以优厚待遇让官员回乡安度晚年。对老而无用的官员优待致仕，体现的是皇帝的恩赐；不愿意尸位素餐，全身而退，体现的是官员的道义。所以，“君以恩御臣，臣以义事君，贪以是息，而让以是作。”这种和谐融洽的君臣关系对巩固统治基础非常重要。唐初君臣关系比较融洽，得益于致仕制度的正常运行。如贞观二十年，长孙无忌要求解免太子太师之位，太宗不许。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坚持要求辞去职务，以地震请求逊位，高宗不许。永徽三年，以天下大旱上书请求辞职，高宗频降手诏，敦谕不允。君臣之间就这样反复请辞和回绝，显得客气有礼。

但这种自行申请、以礼致仕的制度，也给那些驽马恋栈的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宣宗大中十二年，年满八十的太子少师柳公权，率领百官上朝，步行至大殿之下，力不能支，竟将皇帝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误称为“光武和孝”，遭到御史弹劾，罚一季俸。“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这种情况任其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会导致群臣对君王纵容和姑息不按时致仕者的不满，同时也难免使君主对臣下产生猜忌。唐末杨复恭拒不接受致仕诏令，指使手下杀害来使，就是由执行致仕制度直接引发的君臣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造成贫富悬殊

唐代致仕官员待遇优厚，造成官民之间极大的贫富悬殊。致仕官员从九品到一品，他们的土地收入和俸禄收入相当于一般丁男家庭的2.5到60倍和5.6到114倍(唐代丁男家庭年收入不足20石)，这意味着官民之间经济上的超乎寻常的不平等。唐代统治者为了笼络官员，造成了官民之间经济上的尖锐对立，影响了上层建筑的稳定。同时唐代致仕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逐渐废驰，使官员队伍膨胀，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唐代官员在高峰时和民户数之比为26.6/万，和民口数之比为4.54/万，均高于之前的两汉和之后的元明清时期。

唐代致仕制度对官僚机构和君臣关系的影响，尚属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相互妥协、相互调整，但致仕制度对官民关系的负面影响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阶级的统治。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在“崇文”的宋朝，这些退休的“统治阶级上层官员（知识分子）”的生活行为和统治者制定的“致仕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影响宋代社会风气向着更世俗转变；饮食和建筑上的奢侈客观上促进了这两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它对致仕官员的条件、待遇、安置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了明确具体的命令规定，使之成为一条法律制度。

宋代官吏致仕的条件

宋代对于官吏致仕的条件有着严格的规定，有年龄、身体状况方面的，也有级别和品阶方面的规定。

1、年龄。

这是官吏致仕的最基本条件。对于致仕官的年龄规定：按时致仕者有相应奖励;恋位不退者不仅强令致仕，还要处以罚俸、降官等处罚。

宋代基本沿袭唐七十致仕之制。宋初太宗时规定：“朝廷之制，七十致仕。”北宋初期，由于局势不稳定，官员较少，“七十致仕”并未严格执行。很多是超过七十岁的，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有诏云：“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

宋中期以后，由于冗官问题日益严重，致仕制度开始逐渐严格起来，并发展为强令致仕。《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比如焦继勋七十八岁时死于任上，赠太尉。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宋史·职官十·致仕》里就记载了大臣文彦博致仕后又复仕的情况。

2、身体状况。

它是致仕的重要标准。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

3、官吏级别和品阶的差异成为官吏致仕的参考条件。北宋前期，高级官吏致仕，必须“落职”，即解除在二馆、秘阁中所任官职。神宗时，开始允许职事官都带原职致仕。《宋史·职官十·致仕》有载：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王素，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知蔡州欧阳修，是宋代“带职致仕”的开端。从此，“带职致仕，自素始也”。

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及安置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

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

1、官吏致仕后的俸禄待遇和赐物。据《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29条记录，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诏：“应曾任文武职事恩许致仕者，并给半奉(„俸‟)。”这表明宋代致仕官员经过朝廷正式批准后，便可领取原俸禄的一半以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于有功之臣，宋朝规定可从优给全俸归养。神宗年间规定：“承务郎及使臣以上致仕，尝以战功迁官者，奉钱衣赐并全给；余历任无公私罪、事理重及脏罪，给半；因过犯若老疾体量致仕者，不给。非战功功状显著奏裁。”

朝廷还定期赐给一些官吏实物，作为官吏致仕待遇的补充。《宋史·职官十·致仕》中记载：“景佑三年有诏，„致仕官旧皆给半奉，而未尝为显官者或贫不能自给，岂所以遇高年养廉耻也?其大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致仕者，自今给奉并如分司官例，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

2、升官晋阶。据《宋会要辑稿·职官》77之28条记载：“国朝，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其子孙。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及内职三班，即换环卫；幕职州县官改京朝官。”官吏致仕后，都升转其本官阶一阶，称为“加转一官”。如果得到皇帝的许可，还可以升转几阶。如仁宗时宰相张士逊致仕时，经皇帝特批，升转了七级，从兵部尚书一下升到太傅之位。己经致仕者，每逢朝廷举行大礼、皇帝登基、庆寿等活动时，仍然可以升转官阶。

3、荫补待遇。据《宋史·职官十·致仕》规定：“凡文武朝官、内职引年辞疾者，多增秩从其请，或加恩于其子孙。”“荫补”制度规定，四品以上文官和六品以上武官致仕时，还可以按照官品的高低荫补(授给)其三至一名近亲子弟中、低级官衔。五品到七品的文官和七品武官，致仕时也可荫补一名近亲。恩萌子孙的特殊政治待遇，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官位世袭。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在职官员奋力进取，以期休致时恩及后代，但此制长期推行，必然会造成大批冗官，促长社会不公平之风，从而加剧官员腐败和吏治败坏。尽管朝廷也规定如果官吏任职时，如曾经犯罪等等，只能转官，不能荫补子孙。

4、致仕后的官吏可以向朝廷要求“恩例”。“恩例”为官员退休时可自己“陈乞”，即提出申请，说明自己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般情况下政府都是给予帮助解决的。由于“恩例”是视致仕官员的各种不同要求来定的，所以各致仕官所得到的“恩例”不全相同，如为亲属叙请封赠、回授官爵等。这些都是“恩例”的具体体现。

从以上所述可见，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