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4 09:32
牧月法令是罗伯斯庇尔派为了对付敌人、巩固其统治而颁布的非常法令。1794年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强迫国民大会通过了《惩治革命敌人法令》，因6月为法国的牧月，故而统称为牧月法令。
牧月法令（the law of prairial）1794年6月10日（牧月22日）库通等人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改革法庭的法令，简化审判程序，并规定对于共和国的敌人只有一种刑罚，即死刑。法令公布后造成空前的恐惧，惩罚办法一律定为死刑，如缺乏物证，可按“意识上的根据”和内心观念去进行推断和判决。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
该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和预审制，允许陪审员可依据“物证、文件、精神与口头的证据”判罪。这样便把审判工作简单化了，没有真实凭据也可以判刑，这便取消了在政治审判方面所应遵循的法律手续。此外，该法令又规定对于一切反对共和国的敌人只用一种刑罚即死刑。这种法律公布后，有权指挥警察机关和革命法庭的社会保安委员会便极力扩大，造成空前的恐怖，以致达到疯狂的程度。从6月10日到7月27日，罗伯斯比尔派政府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天18人。6月16日一天就杀了54人，其中有39个工人，10个佣人和雇员。根据《牧月法令》，革命政府敌友不分地乱杀，以至杀起一直支持他们的人民群众来了。由此可见，这种恐怖政策已经不是大多数人民对于少数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的手段，它已经改变了性质。它破坏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削弱了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加速了罗伯斯比尔政权的垮台。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产儿，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有着对民主、自由等政治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对革命的真诚信念，然而作为法国大革命最高阶段的雅各宾派的统治却被称为“自由的专制”。这种理想与实践的相悖正是谈论雅各宾专政的意义所在。大革命产生于革命本身。
雅各宾派的由来及其发展
雅各宾派专政是由雅各宾俱乐部在革命斗争中发展而成的，前身是三级会议时期部分代表在会外讨论问题而组成的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它的正式名称是“巴黎雅各宾会议派宪法之友社”。它的成员包括从各省纷至沓来的带有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主要包括四个政治派别：以米拉波、拉法耶特为代表的自由派贵族，以大银行家、农场主狄奥多尔·拉梅特兄弟为代表的立宪派大资产阶级，以布里索为代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以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通为代表的民主派资产阶级。 1790年2月，雅各宾俱乐部通过了章程，规定它的宗旨是“促使革命成功”，“让真理之声四处传播”，“让真理之光照亮民众”。同时规定入会者必须提出申请，有介绍人推荐，缴纳会费。这样，雅各宾俱乐部就具备了现代政党的雏形。到1790年夏，雅各宾俱乐部设在各省的支社共150多个，1791年6月达406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2000多个。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雅各宾俱乐部不断分化组合。面临着实行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抉择，雅各宾俱乐部发生了分裂，巴那夫等君主立宪派于7月16日退出，另外组成斐扬俱乐部。在是继续革命还是巩固秩序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巴黎公社和如何处置前国王路易十六的问题上，雅各宾派内部的吉伦特派与左翼山岳派发生分裂，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于1792年10月12日被开除出去。随后，吉伦特派成员都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山岳派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人。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派领导的起义开始，6月2日国民公会在武力威胁下，通过了雅各宾派代表库通的提案，决定逮捕29名吉伦特派代表，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佩迪翁。至此，吉伦特派倒台，国民公会处于雅各宾派的主导下。 1794年初，在内忧外患已基本消除的情况下，面临着是否继续以及加强恐怖统治的问题时，雅各宾派分裂为三派：埃贝尔派、丹东派和罗伯斯庇尔派。作为中派的罗伯斯庇尔采用恐怖的手段，利用丹东派打倒了埃贝尔派，最后又打倒了丹东派。1794年4月最终确立了罗伯斯庇尔暴虐的独裁统治。此后雅各宾派就专指罗伯斯庇尔派了。伴随着内部的分裂和实施更加恐怖激进的政策，雅各宾派专政不仅失去了群众基础——城乡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和下层人民群众，也失去了政权内部的支持力量——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成员。 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决议，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圣鞠斯特、库通等人，这就是著名的“热月政变”。正是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开始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正如马克思在论及热月政变后法国的社会状况时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规律。
雅各宾专政——恐怖政策的全面实施
大革命的形势决定了恐怖政策的必然实施。恐怖政策的实施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形势决定的。“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①雅各宾派执政前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使它不得不采取“恐怖”的政策来继续这场革命。据国民公会驻外特派员的报告：“公共事业处在灭亡的边缘，只有最迅速、最坚决的措施能拯救它，富人们仇视它，贫民们缺少面包……革命疲惫了。”几乎陷于困境的雅各宾派政权，被迫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政策，考虑向群众作出更大的让步。1793年9月5日，国民公会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以加速审判，接受巴黎公社的口号“将恐怖提上日程”，制定了全面限价法令。9月5日决议标志着雅各宾政权开始转入恐怖统治。 恐怖政策由节制向无度的演变。罗伯斯庇尔先后镇压了雅各宾派内部的埃贝尔派和丹东派，接着一意孤行，变本加厉，以制止“谋杀和新的诽谤”为借口，强迫国民公会于1794年6月10日通过了库通提出的“惩治人民之敌”的牧月法令。牧月法令使恐怖急剧扩大化了。从1794年6月10日到热月政变发生时的7月27日，在短短的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②直到政变前的7月26日，罗伯斯庇尔还在国民公会杀气腾腾地吼道：“人们说我们太严厉了，祖国却责备我们过于宽大……用国民政权的实力镇压一切党派，以便在各党的废墟上树立正义和自由的威力。”这时入侵之敌已被赶出国境，民族危亡已经挽救过来，恐怖政策本应终止了。但是，罗伯斯庇尔却顽固地坚持极端恐怖政策，“以至于恐怖统治最终招致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对立面。恐怖统治让一切居民平等地丧失了一个法律人格的保护面具，从而达到了平等化”。无度的扩大化的恐怖统治最终致使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7月27日倒台，他本人也于7月28日下午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在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被推翻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③至此，雅各宾派专政覆亡，法国大革命结束。 恐怖政策的全面实施：政治恐怖、经济恐怖和宗教恐怖。要实行恐怖统治，必须强化专政机构。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首先改组和加强了救国委员会，接着改组和加强了国内保安机关——治安委员会，又对原来的革命法庭进行了整顿，加强案件的审理，继之建立起一支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与此同时，地方专政机构也建立起来，它由国民公会特派员和地方议会、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首先是政治上的恐怖。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包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作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根据该法令，取消了预审制和辩护人，惩罚办法一律定为死刑，在审判中如缺乏物证，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和内心观念去进行推断和判决。牧月法令的实施使恐怖严重扩大化了。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④ 其次是经济上的恐怖。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克服严重的粮荒和经济的危机，国民公会制定了一系列对付投机取巧的供应商、必需品囤积商、窝藏粮食者的法令和措施。例如1793年7月26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凡是囤积商品或日用必需品，损坏商品质量，将其隐藏起来而不予出售者……均以刑事罪论处。凡违反该项法令者，除没收其商品外，并处以死刑。”9月29日的全面限价法令几乎全部接受了忿激派的主张，它宣布对40种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规定凡违犯法令者以嫌疑犯论处，情节严重的处10年徒刑。同时规定此法令实行一年。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限价，是恐怖年代中的代表性经济立法。 再次是宗教上的恐怖。雅各宾派不顾法国绝大多数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事实，企图人为地消灭基督教，出现了违反人权原则、破坏信仰自由的“非基督教化”运动。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废除了基督教历，实行共和历。11月10日，根据肖梅特的建议，将巴黎圣母院改为“理性庙”，信仰“理性教”。由于巴黎公社的推动，宗教恐怖运动很快遍及全国，一个月内全国旧教堂被封闭或改为“理性庙”的就有2463个之多，一批教士被逮捕，有些被处死。这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说的“基于设定的无神论”。这些经济的恐怖加上政治恐怖和宗教上的恐怖，“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人——资产阶级，即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阶级，无法容忍下去”⑤
关于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的价评
雅各宾派专政时恐怖政策的实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恐怖统治的历史功绩是无法否认的。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消除了大量的动乱因素，维护了共和国内部的相对安定；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挽救了法国；推动法国革命进行到底，从根本上打击了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在未来和平时期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当然，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的发生已经表明了恐怖政策有其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恐怖政策狂热推行者的残酷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恐怖实施力度的加强，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雅各宾派的社会基础，破坏了革命专政，导致政治上走向死胡同；第二，经济恐怖政策，不仅遭到新旧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也因严重损害下层民众的利益而得不到其认可，使罗伯斯庇尔丧失了支持政权的力量；第三，宗教上的恐怖，使内外敌人增多，陷共和国于困难境地。 雅各宾派专政的失败，可以说是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或是雅各宾派的悲剧，但绝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整个资产阶级的悲剧。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107页。 ②Pierre Gaxotte,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ons,P312. ③[英]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④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I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280-281. ⑤关勋夏：“对雅各宾派专政几个问题的商榷”，《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