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初到伦敦时并没有稳定工作，而且曾短暂当过佣人，到后来才获聘为开票员。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亦开始投身支持社会主义，并热心参与由C·L·费兹杰罗（C. L. Fitzgerald）创办的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与SDF不同的是，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参政政党，该党主张透过参与国会来最终达至社会主义的理想。麦克唐纳在1887年11月13日于特拉法加广场亲眼目睹血腥星期日的经过，当日一群反对政府对爱尔兰采取强硬政策的示威者被警方以武力驱散，事后他撰写了一篇题为《纪念特拉法加广场：1887年的托利党恐怖主义》的小册子，对事件加以批评，并获《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印行。

另一方面，尽管身在伦敦，麦克唐纳仍对苏格兰的政局作出关注。在当时，时任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曾首度于1886年提出《爱尔兰自治草案》，继而引发有苏格兰人于爱丁堡组建苏格兰自治协会。在1888年3月6日，由麦克唐纳推动下，他更与居于伦敦的苏格兰人创立苏格兰自治协会暨伦敦常务委员会（London General Committee of Scott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以协助该会在伦敦推动苏格兰自治运动，并和爱丁堡的协会遥相呼应。可是，由于委员会未能有效号召伦敦的苏格兰人，委员会未能有所作为，麦克唐纳自1890年以后也渐少参与委员会会务。

为了让自己更有所作为，麦克唐纳工余的时候还曾努力进修，报读柏贝克文学及科学学院的夜校课程，修读的科目计有科学、植物学、农业、数学及物理。然而，他在期末考试来临前一星期突然患上大病，最终未能完成学业，也错失投身科学界发展的机会。到1888年，麦克唐纳成为茶商及激进政客托马斯·内伊（Thomas Lough）的私人秘书，内伊随后在1892年以自由党候选人身份当选下院西伊斯灵顿（West Islington）选区议员。担任内伊的秘书为麦克唐纳打开从政的大门，透过内伊的关系，他得以进出全国自由党会（National Liberal Club）及其他由自党党人及激进人士开设的报馆编辑部。此外，他还在伦敦的激进会社结识不少激进政客及工运人士，并透过参与选举活动而获得不少宝贵经验。麦克唐纳在1892年离开内伊，改任记者，但起初的工作并不顺利。这时的麦克唐纳也成为费边社的会员，不时代表该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其他地方当值及讲课。

早在1886年，英国职工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简称TUC）已创立劳工选举协会（Labour Electoral Association，简称LEA），并与自由党合组一个不太理想的同盟。而在1892年，身在多佛尔选区的麦克唐纳为LEA的下院大选候选人进行竞选工作，虽然LEA的候选人最终落选，但麦克唐纳在竞选中的表现，却令当地传媒和LEA留下深刻印象，而LEA更授意让麦克唐纳成为下届候选人人选。然而，麦克唐纳虽然支持LEA与自由党的工作伙伴关系，却反对以自由党的旗号出选。到1894年5月，南安普敦自由党协会有意寻找一位具工运理念的人士代表该党出选来届大选，麦克唐纳与另外二人遂成为理想人选，并获邀到自由党理事会作出陈述。可是，其中一人拒绝有关邀请，而深获不少自由党人支持的麦克唐纳最终也没有取得候选人资格。

在1893年，凯尔·哈迪（Keir Hardie）创立以群众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简称，ILP），麦克唐纳旋于1894年5月申请入党，并获得批准。同年7月17日，他获派代表ILP出选争夺下院的南安普敦选区议席，有关大选在翌年举行，但他却以大比数落选。在1900年大选，麦克唐纳再次代表ILP，转到拥有两个议席的莱斯特选区参选，不过再次落选，选后他被舆论指责分薄自由党票源，导致保守党候选人当选。同年，麦克唐纳成为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简称LRC）的干事（Secretary），但同时保留ILP党籍，而这个委员会则是工党的前身。虽然ILR本身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却比LRC更大力主张社会主义，所以ILR在日后很长时间被视为左翼阵营内的“激进派”（ginger group）。

在任干事期间，麦克唐纳与自由党领导人物赫伯特·格莱斯顿达成一项协议，协议容许LRC在大选中出选某些以劳动人口为主的选区，而自由党不会在这些选区派出候选人摊薄票源。在1906年，LRC正式改名为工党，并吞并了ILP。同年，下院举行大选，工党凭借与自由党签署的协议，在大选中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在下院取得席位，人数更多达29人，当中麦克唐纳在莱斯特选区当选，同时成为国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内的其中一名领袖。由于在大选得到自由党的帮助，这批属于议会少数的新晋工党议员最初与自由党组成“进步同盟”（Progressive Alliance），并先后支持过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及H·H·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不过，麦克唐纳则成为工党内的左翼领袖，锐意要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国会内的主要左翼政党。

在1911年，麦克唐纳成为国会工党主席（相当于党魁），但不久以后，其妻却患上败血症，同年更因病故世。据说妻子的去世对麦克唐纳构成很大打击，有意见更认为他毕生也没有从伤痛中完全恢复过来，而失去妻子的生活也使他变得更爱自怜。虽然如此，麦克唐纳始终不减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他早年曾在第二次波耳战争完结后出访南非，战后景象令他明白到现代军事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诚然，尽管国会工党本身也普遍支持反战立场，不过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爆发时，爱国热潮及主战却成了主流的舆论立场。大战爆发之初，工党表态支持政府有关增拨1,000万英镑作为战时信贷的建议，立场反战的麦克唐纳无法接受，结果宣布辞去国会工党主席一职，退而出任党司库，而主席则由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接替。在大战前半期，麦克唐纳的反战立场使他变得相当不受欢迎，有坊间舆论更直指他叛国和懦弱。其中在1915年9月的《约翰牛》杂志（John Bull）更有文章不点名批评他为人“奸诈”，又揭露他的私生子身份，质疑他以假名参选国会，理应接受严惩和褫夺议员资格。其实麦克唐纳的私生子身份一直为公众所知，他本人也没有多大在意，不过杂志的报道手法却多少对他构成负面打击。面对杂志的攻讦，他在日记写到：

……我经历了长时间而可怕的精神创痛。慰问我的信件开始蜂拥而来……我从来不知我曾以拉姆齐（Ramsey）作为姓氏登记，到现在也没法理解。从小我在所有的文件，好像学校注册等等，都是以麦克唐纳（MacDonald）作为姓氏的。

虽然立场反战，但事实上麦克唐纳仍在1914年12月前往战事前方视察。根据艾尔顿勋爵（Lord Elton）后来忆述：

随着大战持久进行，麦克唐纳的声望也渐渐回升，不过他在1918年的“卡其大选”（khaki election）却被击败，失去下院议席，而当年大选则由自由党大卫·劳合·乔治领导的联合政府以大比数胜出。麦克唐纳曾尝试在1921年出选下院的东伍利奇（East Woolwich）选区补选，可是却败于一战英雄兼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勋者罗伯特·吉尔（Robert Gee）。最后在1922年，保守党的安德鲁·博纳·劳宣布退出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接任首相，并随即宣布在同年10月26日举行大选，麦克唐纳遂得以透过取得威尔士的亚伯拉昂（Aberavon）选区席位而重返下院，而这时他的声望亦已完全恢复。这位工党的“新领袖”（New Leader）甚至撰文夸赞自己的当选“足以改变我们在议会内的位次。我们有多一道必须倾听的声音。”麦克唐纳重返下院后当选工党党魁，而一度陷入分裂的工党亦重新团结起来；相反，这时的自由党却急剧萎缩，工党在1922年大选后遂一跃而成下院的最大反对党，麦克唐纳顺理成章出任反对党领袖，挑战由首相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当上党魁的麦克唐纳已不再是极左的人物，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不再像年青时候般激进；他反对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席卷工运的激进主义，而且还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不同于法国的社会党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没有因共产主义议题而陷入分裂，而英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小而被孤立的政党。

保守党政府在1923年12月召开大选，结果因关税议题而失去在下院的多数优势，仅余258席，而工党及自由党则分别得191席及159席。翌年1月，保守党政府更因为不信任动议获通过而垮台，英皇乔治五世事后召唤麦克唐纳筹组工党小数政府，麦克唐纳遂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工党首相、首位出身自“劳工阶级”的首相、也是少数未曾接受大学教育的首相。

麦克唐纳在1924年1月出任首相时同时兼任外务大臣一职，并表明其首要任务是消减他认为《凡尔赛和约》自1919年签署所带来的恶果，调解德国战败以来的巨额赔款问题，至于本土事务则主要交由阁揆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是工党首次上台，因此麦克唐纳组阁时难以从党内挑选具打理政府经验的人选，而他的内阁班子则包括掌玺大臣J·R·克莱因斯（J.R. Clynes）、财政大臣菲利浦·斯诺登及内务大臣亚瑟·亨德森等。对于麦克唐纳组阁，乔治五世在日记写到：“他希望当正确的事……23年前的今天，亲爱的祖母去世，我真想知她对一个工党政府抱有什么看法！”

麦克唐纳政府历时仅九个月而垮台，其中未曾在两院任何一院取得多数优势，不过，其政府仍有为失业人事扩展福利，并就《保险法案》作出修订。其中卫生部长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更取得重大成就，通过所谓的《惠特利房屋法案》，为50万个低收入劳动家庭建造市营房屋（municipal housing）。

在1924年3月，麦克唐纳不顾海军部反对，停止在新加坡建造军事基地。到6月，他在伦敦召开会议，会上与一战盟国就德国战后赔款及法国占领鲁尔河区议题取得新的共识，而德国亦有派代表出席会议，最终与会各国签订《伦敦谅解》（London Settlement）。《伦敦谅解》签订后，英、德两国另外签署通商条约。麦克唐纳对这些成就深感骄傲，而这也是其短暂任期的一个顶峰。在9月，麦克唐纳又到日内瓦向国际联盟发言，主张欧洲裁军，深获舆论称许。

除上述成就，麦克唐纳政府承认苏联的地位，他本人亦在1924年2月知会国会，表示英、苏两国将展开一系列谈判，当中涉及英、苏通商事宜，以及有关英国臣民持有前俄罗斯帝国债券而不获苏联政府承认的问题。而事实上，麦克唐纳政府打算与苏联签署两项条约，一项与通商有关，但另一项却是含糊地涵盖有关债券持有人的问题。若果两条条约获得落实，英政府将再与苏联签署第三条条约，承诺向苏联作出贷款。有关的建议未能取得保守党及自由党的支持，到同年9月，两党更就贷款建议作出猛烈批评，使得谈判告吹。

麦克唐纳政府后来还备受“坎贝尔案”（Campbell Case）困扰，该案更成为其政府垮台的一大导火线。“坎贝尔案”源于1924年7月，亲共左翼报章《工人周报》（Workers Weekly）发表煽动性言论，该报署理编辑约翰·罗斯·坎贝尔（John Ross Campbell）最初遭到政府起诉，惟政府后来受压而撤回起诉。撤回起诉一事随即遭受保守党强烈抨击，而且还引入一项对政府的谴责动议，至于自由党则提出另一个修订动议，齐声声讨政府。这两个动议被麦克唐纳内阁视为一次不信任投票，假若任何一个动议获得通过，意味国会有解散的必要。结果，自由党的修订动议获得通过，英皇遂命麦克唐纳解散国会，并召开大选。在紧随10月的大选中，“坎贝尔案”与英、苏贷款两事成为核心讨论议题，舆论连带开始担心苏共对英国构成威胁。

在距离大选投票日尚有四日的10月25日，《每日邮报》报道获得一封传闻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寄给英国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信中日期标示为9月15日，意味是在国会解散前撰写。信中内容表示，英、苏两国同意的条约要尽快确认，而且相当紧急和至关重要。信中又指，工党内能向政府施加影响的党员，都应立即向政府施压，设法及早确认条约，而信中更强调两国关系的拉近将可“协助推动国际及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为英格兰及其殖民地扩展及发展列宁主义思想带来可能”。英国政府比报界更先收到有关信件，并在《每日邮报》刊出信件前率先向苏联驻伦敦代办处提出正式抗议，还决定向公众公开有关信件及正式抗议的内容，以示清白，不过《每日邮报》仍比政府抢先公开信件内容。麦克唐纳一直深信信件属伪造，但事件始终对其选情构成明显打击。

尽管舆论认定工党会在大选落败，但大选结果显示工党的情况比想像中好。这次选举保守党在下院的议席增至413席，共增加155席；工党虽然失去40席，但仍然保有151席；而自由党却失去了118席，流失超过100万票，在下院仅余40席，成为最大输家。这次选举真正反映的意义，反而是工党真正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第二大政党。

在斯坦利·鲍德温带领下，保守党在1924年大选凭借著下院的多数优势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经历了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和同年的矿工罢工；至于失业率则高企介乎10%的水平，但却处于较稳定的阶段，而除开1926年不计，罢工的频率亦处于低水平。可是，保守党政府的民望却因为在经济议题上未有寸进而持续下跌，及至1929年5月的大选，工党在下院夺得288席而卷土重来，保守党跌至只有260席，而自由党在大卫·劳合·乔治领导下得59席。工党虽然拥有最多议席，却始终没有绝对多数优势，麦克唐纳只能再次筹组小数政府，但劳合·乔治最初却对其政府予以衷心支持，使政府一开始可以稳定运作。另外，这次麦克唐纳改到达拉谟郡的锡厄姆港（Seaham Harbour）选区参选，并且顺利当选。

不同第一次出任首相，这次麦克唐纳明白到关注本土事务的重要性，在内阁班子中，外相一职改由亚瑟·亨德森出任、财相再次由菲利浦·斯诺登担任，掌玺一职则由詹姆士·亨利·托马斯（James Henry Thomas）出任，专门负责减低失业率，其副手是年轻的激进份子奥斯瓦尔德·摩兹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唐纳又委任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Margaret Bondfield）为劳工部长，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有妇女获委入内阁。

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在国会拥有较稳固的基础，使其施政得以较第一任顺畅。在1930年，政府成功上调失业救济金，并回应1926年的大罢工，通过法案改善采矿工人的薪酬和待遇，另外还立法清除贫民窟。然而，教育部长查尔斯·脱利卫连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有关调高法定最低离校岁数至15岁的建议，却遭工党的天主教议员反对而流产，理由是他们担心方案会引致办学经费上升，长远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干预教会学校。在国际事务方面，麦克唐纳曾在伦敦与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层举行会议，商讨在印度建立责任政府，而非独立的可行性。在1930年4月，他又与美国及日本商讨订约限制海军军备扩展。

1929年美国的华尔街股灾引发出经济大萧条，惟麦克唐纳政府却一直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作出应对。麦克唐纳的财相斯诺登本身是正统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政府并不容许以赤字开支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这与奥斯瓦尔德·摩兹利爵士、大卫·劳合·乔治及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的主张背道而驰。

到1930年尾的时候，英国失业人数已因经济大萧条而急升一倍至250万人，政府虽然希望化解经济危机，但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政府为了让英镑维持金本位制度而要设法保持平衡预算，但另一方面政府却又面对增加开支的压力，以援助不断增加的贫困及失业人士；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却因税收大减而下跌。及至1931年，英国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正统经济学者遂加大力度促请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而面对自由党及保守党日益担心政府无法收支平衡，斯诺登于是在同年委任乔治·梅爵士（Sir George May）主持一个委员会，以审视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委员会后来在1931年7月发表《梅氏报告》（May Report），内容敦促政府尽快大幅削减公仆薪酬开支，同时削减公共开支，其中主要包括削减失业救济金的支出，以避免预算出现赤字。

不过，凯恩斯却持不同意见，他促请麦克唐纳应将英镑贬值25%，并停止以平衡预算作为处理经济的方针。至于摩兹利爵士更曾在1930年建议政府对银行及入口作出管制，另外又提高退休金以增强国民消费能力。摩兹利多次建议皆不获采纳后，在1931年2月从政府辞职，另立新党，后来甚至转而信奉法西斯主义，创立英国法西斯联盟。

麦克唐纳、斯诺登及托马斯都对《梅氏报告》有关削减开支的建议予以支持，认为可以有助维持英镑币值，但此一建议随即造成内阁分裂，亦招来工会的群起反对。虽然内阁支持削减开支的阁揆刚好过半数，但一些资深阁员如亨德森则以辞职相迫，反对削减开支。由于内阁持续在此一议题陷入严重分裂，麦克唐纳在1931年8月24日提出辞呈，并在同日立即获英皇乔治五世责成筹组国民政府，实行与保守党及自由党合组联合内阁。

麦克唐纳、斯诺登及托马斯在国民政府成立后遭开除出工党，他们于是自行成立国民工党（National Labour Party），但该党在全国和各工会的支持度相当有限。此外，麦克唐纳此一举动亦引起工运界强烈不满，格拉斯哥及曼彻斯特更有大批失业民众上街暴动，反对设立国民政府，而工党党内不少人则认为麦克唐纳为保首相一位而不惜“出卖”工党。不过麦克唐纳则辩称自己只是为大众利益而牺牲。

国民政府成立后，财相斯诺登向国会发表紧急预算，有意进一步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以设法维持英镑汇率。但预算发表约一星期后，政府因面临巨大财政压力而一改既往立场，决定于1931年9月20日放弃金本位，英镑随即大幅贬值。虽然如此，有意见认为英国比起其他西欧国家早放弃金本位制度，因此经济反而复苏得更快。另一方面，麦克唐纳筹组国民政府后，原本没打算立即召开大选，但在保守党催迫下，他迫于无奈地在1931年10月召开大选。在这一次的1931年大选中，国民政府在下院一共取得554席，其中保守党占470席、国民工党13席、国民自由党及自由党共68席、另外还包括一些细小政党；至于由亨德森率领的工党仅剩52席，劳合·乔治一派的自由党人只有4席。工党在1931年大选表现强差人意，使不少前党友对他愈加反感，不过麦克唐纳则表示自己也对工党于大选的表现深感沮丧，又谓国民政府仅是一个临时手段，并希望自己将来可重返工党。不幸的是，工党却对他相当敌视，指摘他带头拖垮一个民选出来的工党政府，而且几乎摧毁工党在国会内的势力，是工党的“叛徒”，而后来工党另一首相艾德礼在晚年所撰的自传内，亦批评其所作所为是“本国政治历史上最大的出卖”。

尽管国民政府在下院获得空前的多数优势，让麦克唐纳享有前所未有的民意授权，但事实上，政府大权却旁落在保守党手中，麦克唐纳虽然继续出任首相，本土事务却尽由斯坦利·鲍德温及内维尔·张伯伦等保守党高层掌控。至于在外交事务上，麦克唐纳仍旧担当一定角色，在得到国民自由党约翰·西蒙（John Simon）的协助下，他继续领导不少重要的英国代表团，其中包括出席1932年的日内瓦裁军会议和洛桑会议，以及在1935年出席斯特雷萨会议（Stresa Conference）。此外，为寻求以集体手段化解经济大萧条以来所造成的经济动荡，在麦克唐纳主持下，国际联盟在1933年6月召开伦敦经济会议，一共邀得66国代表出席，以商讨对策。然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心有关峰会将窒碍美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结果拒绝出席峰会，并越洋发表言论反对履行峰会所作的协定，最终使峰会以失败告终，麦克唐纳事后对此甚表心痛。

对于工党政府的垮台，麦克唐纳也始终深感愤懑。虽然他一直视自己为真正的工党人，但他与前党友的关系破裂，使他在政坛渐处于孤立的位置。至于他在国民政府仅余的党友斯诺登，本身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最后也不满政府依据《渥太华协定》（Ottawa Agreement）引入关税，而于1932年从政府辞职，自此麦克唐纳的处境就更形孤立。

在1933年及1934年开始，麦克唐纳的健康开始不如以前，渐难驾驭日益恶化和复杂的国际局势，至于他在下院的发言也变得含糊不清。有评论甚至形容“无人知道首相要在下院说什么，而当他发言的时候，也没有人听得明白”。麦克唐纳提倡的和平主义在1920年代曾一度甚获青睐，但踏入1930年代以后，却被丘吉尔等人指为过份软弱，难以抵挡希特勒带来的威胁。麦克唐纳也明白自己的身体不容许再出任首相，所以在1935年与鲍德温商讨下台时间表，并计划在1935年5月乔治五世登基银禧纪念过后退位。在同年6月7日，麦克唐纳正式宣布辞任首相，首相一职授意由鲍德温接替，但自己仍然以枢密院议长的身份名义上留守内阁至1937年5月28日。

在1935年稍后举行的大选，麦克唐纳寻求竞逐连任锡厄姆港选区议席，但却被工党候选人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击败。不久以后，麦克唐纳在1936年1月的苏格兰大学联合补选胜出而重返下院，但他的身心健康不久却出现崩溃。几经医生劝告后，麦克唐纳在翌年乘邮船太平洋女皇号（Reina del Pacifico）出海，计划到南美洲休养，但于1937年11月9日在大西洋中途病逝，终年71岁。他死后，遗体归葬于马里郡斯派尼（Spynie）亡妻坟墓侧旁。

麦克唐纳身后最初约50年间，工党多把他批评为伙同敌对党派把工党拖到深渊的叛徒；但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不少学者重新审视麦克唐纳的功过，并把他视为工党早期重要的奠基人物和领袖人物，认为他除了带领工党首度筹组政府，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工党首相以外，又在英国经济陷入重大危机期间致力于团结各派力量，评价比早期来得正面。

受到与保守党筹组联合政府、被工党开除党籍和晚年精神衰弱等负面消息拖累，麦克唐纳在1937年病逝时，普遍舆论对他的印象是一名失去信誉的人物，而且长久以来也不获亲工党历史学者的同情。1931年以后的种种负面消息，使他成为工党历史上其中一位最饱受批评的人物，他的不少前支持者更指责他出卖了他参与创立的政党。曾任首相的工党资深政治家艾德礼在1954年出版的自传中也认为，麦克唐纳在1931年摒弃工党政府的决定是“本国政治历史上最大的出卖”。在1939年二战爆发后，生前主张和平主义的麦克唐纳还被舆论视为当年与希特勒

一直到1970年代以后，麦克唐纳才重新得到较正面的评价。曾任工党籍下院议员的大卫·马昆德教授（Professor David Marquand）是其中一位重新审视麦克唐纳功过的学者。在1977年出版的传记著作Ramsay MacDonald（《拉姆齐·麦克唐纳》）当中，马昆德特别强调麦克唐纳对创立和拓展工党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在两战期间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他认为在解读麦克唐纳在1931年筹组国民政府的决定时，不应忽略英国当时正面临经济危机的事实，也要理解麦克唐纳可作的选择其实不多，作出广受责难的决定事实上是要置国家利益先于党派利益。马昆德还对麦克唐纳在发展社会主义方面的贡献，以及把工党由建制外的抗争组织发展成为真正的执政政党，予以肯定。

回顾麦克唐纳在1930年代面对的经济衰退，过往不少学者认为放弃金本位和采用赤字预算政策，比起政府长时期坚持的正统经济政策，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复苏。不过经济历史学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1994年出版的修订本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政治家与衰退》）指出，从近世的货币危机和资本外流的经验所见，不难理解为何政府在捍卫货币币值的同时，也希望透过削减劳工成本以维持经济稳定的局面。

马昆德也认为，汲取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经验，也不见得凯恩斯等人在1930年代的主张就是正确，相反，正统经济政策此后再一次受到社会接纳，政客和公众明白到信心危机会自我膨胀、货币可以崩溃、公共信贷可以耗尽、货币大幅贬值可以比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更叫人感到痛苦、政府抗衡外汇市场甚至可导致自己和整个国家焦头烂额。[64]建基于这种背景，马昆德评价麦克唐纳在193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不单止作出可敬和始终如一的决定，而且也是正确的决定，他更因此形容麦克唐纳是早在布莱尔、德国施罗德和美国克林顿以前的先驱。

麦克唐纳在1896年娶玛格丽特·艾瑟尔·格莱斯顿（Margaret Ethel MacDonald，1870年－1911年）为妻。玛格丽特与自由党的威廉·格莱斯顿一家没有任何关系，她是约翰·贺尔·格莱斯顿博士（Dr John Hall Gladstone）及玛格丽特·汤普森·金（Margaret Thompson King）的女儿。玛格丽特婚前在东伦敦从事社会工作，亦热心参与妇女劳工联盟（Women's Labour League）的事工，因此有关婚姻亦扩充了麦克唐纳的人脉网络。麦克唐纳与玛格丽特的婚姻以恩爱著称，两人共育有三子三女，其中儿子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1901年－1981年）日后成为内阁阁揆及殖民地总督；另外女儿伊莎贝·麦克唐纳（Ishbel MacDonald，1903年－1982年）负起照顾父亲晚年生活起居的责任。玛格丽特·艾瑟尔·格莱斯顿在1911年因败血症逝世，翌年儿子大卫（David）身故，两件事都对麦克唐纳构成很大打击。

妻子身故后，麦克唐纳曾先后与诗人玛格丽特·萨克维尔贵女（Lady Margaret Sackville，1881年－1963年）及伦敦德里侯爵夫人（1878年－1959年）传出绯闻。其中他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与伦敦德里侯爵夫人的关系更在工党内有所非议，理由是伦敦德里侯爵是保守党阁揆，故麦克唐纳尤其不应与其夫人过从甚密。

麦克唐纳的兴趣包括步行和高尔夫球，并曾经是马里高球会（Moray Golf Club）会员。可是，由于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认为麦克唐纳的反战立场对该会做成声誉受损，结果在1916年取消他的会籍。对于被逐出会一事，高球会内一直有会员感到遗憾，并在1924年发起特别大会，试图透过投票恢复其会籍，但不成功。在1929年，该会再次举行投票，决定恢复其会籍，但这次已第二度任相的麦克唐纳没有接受。

Socialism and Society （《社会主义与社会》） Labour and the Empire （《劳工与帝国》） Socialism (Social Problems Series) （《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系列）） Socialism and Government （《社会主义与政府》） The Awakening of India （《印度的觉醒》）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911 （《社会主义运动》，1911年） Margaret Ethel MacDonald: a Memoir, 1924 （《玛格丽特·艾瑟尔·麦克唐纳：回忆录》，1924年） The Social Unrest （《社会动荡》） National Defence （《国防》）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印度政府》） Parliament and Revolution, 1919 （《国会与革命》，1919年） Wanderings and Excursions （《流浪与旅行》） American Speeches, 1930 （《1930年美国演说》） At Home and Abroad, 1936 （《1936年本土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