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战斗中由师长升任红二十一军军长。

1933年，刘畴西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军新编第10军军长，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领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曾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1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苏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任军团长。

1934年7月，中央决定由寻淮洲率领的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1月，红7军团与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的红10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仍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同年12月，红10军团在浙赣边界的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地区被20倍敌人包围，刘畴西、方志敏身负重伤后被俘，被捕后关押于江西省上饶监狱，后又转押南昌。

1935年8月6日，被枪杀于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刑场，时年38岁。

1897年，刘畴西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靖港区沙围子竹篱笆屋场（今属望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国忠善于经营。家底日渐丰厚，生活较为宽裕。因他自幼聪颖，长辈很是喜爱，竭力支持他读书，以期支撑门庭。

1912年夏，刘畴西考入靖港镇的长沙县第四高等小学读书。1918年，考取长沙长郡中学。“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刘畴西积极投入了学生运动。他目睹列强入侵，祖国受辱，悲愤难忍，下决心习武，要做御敌卫国的忠臣，遂改名为刘武臣。

1919年5月下旬，长沙民众和学生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青岛的罪行，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刘畴西作为国货维持调查员，带领一些同学检查日货，对那些偷换日货标签的奸商。学生爱国运动高涨，使军阀张敬尧极为恼火，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贴出布告和训令，声言要拿办罢课游行的人。刘畴西与同学们对此不屑一顾，继续坚持罢课游行，甚至拒绝暑期考试。在徐特立的带领下，他们分组赴长沙县各乡镇，开展宣传演讲活动，揭露军阀张敬尧祸湘的罪行。

刘畴西在长郡中学毕业后，于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由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校内十分活跃。刘畴西在一师这个革命摇篮里学习、生活了两年，他与进步师生交往密切，思想进步很快。1920年冬，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夏，他在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新创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各地秘密招收进步青年。1924年春，在湖北省旅鄂小学教书的刘畴西，接到湖南党组织发出的报考通知时，预考已过。他便持党组织的推荐信，由武汉赶到上海参加复试。他在《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的作文考卷上署名“仇西”，并对同伴们说：“列强如此欺侮我们，不报此仇，非炎黄子孙。今后，我就改名刘仇西。”最终被录取。5月初，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他被编在第一期第一队。从此，他起早贪黑，参加紧张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射击、刺杀、队列等训练科目中，门门优秀，多次受到队前表扬。

1924年9月下旬，在英帝国主义和军阀陈炯明的支持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叫嚣要孙中山下野。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下令黄埔学生军参加平叛。10月14日夜，商团军向政府进攻，刘畴西所在的学生军第一队，首先予以反击。经过数小时激战，革命武装攻入商团盘踞的大楼，将商团军全部缴械。刘畴西第一次经受了实战的考验。同年10月，黄埔军校从浙江、湖南等地招生一千多名编成两个教导团，并且仿效苏联红军，在部队实行党代表制。教导团的干部，多从黄埔第一期学生中选任，品学兼优的刘畴西于11月底毕业后到第一教导团第三连任党代表。

广东东江地区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1925年初令洪兆麟率军向广州窜犯，妄图摧毁革命政权。广东革命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决定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的学生军为主力，举行东征。

2月1日，刘畴西所在的第一教导团，经虎门、石龙镇至塘头厦，与一股叛军遭遇。刘畴西奉命率部发起猛攻，打败敌人。学生军乘胜追击，进抵深圳以北的平湖。接着转向东进，经龙岗迫近惠州南面的淡水，与守城之敌洪兆麟部对峙。部队每日行军数十里。刘畴西身先士卒，常为掉队士兵扛枪背被包。他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宿营时不许进入民众住宅；不许擅自到农家菜地摘菜等。这种新的作风，受到东江人民的热烈欢迎，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称号。

2月13日，陈炯明派一个旅增援淡水守敌，东征指挥部闻讯，决定在春节期间，组织奋勇队攻城。奋勇队有10名营、连党代表和100名士兵参加，刘畴西是其中之一。15日拂晓，刘畴西与奋勇队员轻装摸到淡水城墙边，在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他们以迅猛异常的动作，架梯攀登城墙。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奋勇队伤亡过半。刘畴西冒着弹雨，最先爬上城头，与敌展开搏斗。他身负重伤但仍咬紧牙关，浴血苦战，奋勇队终于打开了城门，大部队一涌而进。敌酋洪兆麟夺路而逃。

2月17日，洪兆麟率近万人卷土重来，连续发起三次冲锋，妄图夺回淡水城，刘畴西与战友们扼守的阵地，却纹丝未动，趁敌溃退之机，教导团乘胜追歼，进抵海陆丰地区，接着又占领普宁、揭阳。陈炯明见能征惯战的洪兆麟部竟败给了初出茅庐的学生军，恼羞成怒，重新集结了数万之众，派林虎等人率领叛军自兴宁、梅县南下，扬言要与东征军决一雌雄。

3月12日晨，按照东征指挥部的作战部署，刘畴西所在的第一教导团，在棉湖西北山地迎战敌林虎部主力，激战8个小时，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由于第二教导团未能按时出击敌之右翼，敌人全力对付第一团。战斗十分激烈，第一团连续打退了敌人的5次进攻，部队伤亡较大，刘畴西连减员过半。

3月12日黄昏，在第二教导团的配合下，第一团向敌反击，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刘畴西擎旗的左臂，鲜血直流。他包扎一下，忍着剧痛，继续冲锋，终于把战旗插上了敌人阵地。

刘畴西因伤势恶化，被送到广州博爱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割掉左臂，才能保全生命。刘畴西坚毅地说：“为了打倒军阀，性命尚可牺牲，割掉一臂又何妨?我一只手也能干革命!”其妻杨淑纯从长沙匆匆赶来，见丈夫断臂，十分悲伤。刘畴西亲切地劝她说：“切莫悲伤，革命是要流血的，许多战友连生命都献出去了，他们才是最值得怀念的。”最后还叮嘱妻子：“革命者的命是提在手里跑的，要做好思想准备。”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偕邓颖超赶到博爱医院，慰问东征负伤官兵。在刘畴西的病床前，周恩来拉着他的右手，宣布了上级对他的奖励。黄埔军校给他颁发了军功状。

住院期间，刘畴西兼任医院的党代表，负责伤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久，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刘畴西几次申请归队，均未获准。他感到是一大憾事，在寄给他哥哥的一张照片背面写道：“3月12日伤，9月1日痊，正重征时也，恨不能前往，（终）天之恨。”最后，经他再三请求，院方才同意他出院，留在黄埔军校工作。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喔暑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刘畴西接到党组织的通知，秘密去武汉找贺龙部队。他取道江西到达长沙时，正值“马日事变”发生之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他顾不上回家看望妻女，便乘车北上，赶到武汉。刘畴西先在贺龙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到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任参谋。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也加快了叛变的步伐。在这紧要关头，党掌握下的叶、贺两支革命武装，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帜，迅速开往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在南昌市区心远中学的第二十四师参谋部里，按照前委书记周恩来对起义总的部署，刘畴西协助叶挺制定了全师的进攻计划。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响了。经过4小时的激战，起义成功，整个市区一片欢腾。第二天，3万起义队伍进行整编，刘畴西在二十四师任营长。

为避敌锋芒，起义军撤出南昌，拟南下广东，因途中受挫，由赣入闽。在福建长汀重新整编时，刘畴西调任团参谋长。9月中旬，起义军到达广东潮汕地区。汤坑一役，部队受到了较大损失。刘畴西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化装成老百姓，乘舟在海上漂流数日，历尽艰辛到达香港，转抵上海。1927年11月，由于伤病交加，刘畴西身体十分虚弱，党组织安排他在上海休养了一年。

1929年初，刘畴西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苏联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刘畴西提前结业，从海参威乘船返回上海，党中央派他往江西中央苏区，开始了新的军事生涯，他从上海出发，经闽西到赣南，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八师师长。

1930年12月，蒋介石命鲁涤平率1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仅有3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刘畴西奉命率红八师从吉安西北部向根据地中部作战略退却，与友军埋伏在龙冈附近，伺机破敌。当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孤军闯入埋伏圈后，刘畴西所在的红三军突然从正面出击，红四军在右翼、红三军团在左翼、红十二军堵住退路，使敌陷入重围之中。此役，共俘获敌军九千余众，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向源头追歼逃敌。刘畴西率红八师迅速挺进，迂回到东韶街东侧，拦腰截住敌人，又协同友邻部队歼敌谭道源师一半。在红军的铁拳打击下，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遭到了彻底失败。

蒋介石不甘失败，1931年4月，又派何应钦带领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作出了“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刘畴西率领的红八师和其他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东固等地区，隐蔽了25天。待敌自投罗网后，刘畴西部配合红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在东固西北的九寸岭地区歼敌一个整师。接着，他又率部随红军主力向东横扫，在水南、白沙、中村等战役中，连续歼敌两个师又一个旅，继而又在广昌消灭敌刘和鼎部。红军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两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十分恼火。1931年7月，调重兵30万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面对10倍于我的强敌，毛泽东全局在胸，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刘畴西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决执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命令，自闽西建宁出师，向西翻越武夷山，克服重重困难，顶着炎炎烈日，连续行军10天，奔驰千里，赶回赣南兴国集中。8月初，取得了莲塘、良村两战大捷，接着，刘畴西率部佯攻驻吉安龙冈之敌周浑元部，有力地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驻宁都黄陂的守敌4个团。9月7日，红三军兵分三路，全面出击，追歼北逃之敌，刘畴西率红八师为左路，从茶园冈出发，于老营盘追上敌人，歼蒋鼎文部一个旅。接着，又协同兄弟部队在东固的方石岭歼敌一个师，师长韩德勤化装成伙夫逃脱。

为了培养党的军事干部，1931年11月，军委决定创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肖劲光任校长，刘畴西任政治部主任。在军校，他既讲授革命理论，又担负军事技术课，十分重视言传身教。为了使大家听懂学会，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制定施教方案。尽管自己失去了左臂，但在训练时仍顶风冒雨地为学员做一些示范动作。他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军事知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实际战例进行分析讲解，受学员欢迎。在肖劲光、刘畴西等人的努力下，军校先后培养了近六千名军事干部，为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曾给军校很高的评价。

1932年6月，蒋介石又调动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11月间，中央军委令赣南的地方武装组成红二十一军，调刘畴西任军长，李井泉为政委。当时，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负责人仍贯彻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的作战方针。年底，刘畴西率领的红二十一军与红三军团和红二十军协同作战，在宜黄的黄陂地区全歼敌人一个师，敌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毙命。

1933年3月，闽浙赣苏区形势吃紧，中央军委调刘畴西去闽浙赣苏区，任省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3月中旬，闽浙赣省在横峰县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刘畴西被增选为省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以北路军四个师的兵力，“围剿”闽浙赣根据地，并派周浑元率三个师攻打黎川，截断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省的联系。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11月20日，闽浙赣省在横峰县葛源召开了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刘畴西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号召红军指战员“务必不惜用血肉和头颅来执行大会的一切决议。”11月27日，敌军前锋已抵横峰，另一股敌军企图偷袭杨家门。刘畴西见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红十军及横峰独立营在王家坂至杨家门之间设下埋伏。刘畴西亲临前线指挥。次日拂晓，敌人进入埋伏圈，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居高临下，歼敌一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俘敌200多人。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畴西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中央苏区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在红军主力突围之前，中央发布了北上抗日宣言，派遣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于闽浙赣皖4省数十县。11月初，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按照中央军委的电令，刘畴西和方志敏等人率部从葛源北上，专程前往接应，与寻淮洲部在重溪会师，两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原红十军和新编的地方武装分别编为第二十师、二十一师；共有兵力六千余人。对外仍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刘畴西任总指挥。随后，又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

12月上旬，红十军团转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经婺源、开化之间，北上皖南。部队沿途张贴抗日标语，宣传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进入白区后，刘畴西反复强调部队应严明军纪，秋毫无犯，争取白区群众的支持。部队一边行军，一边作战，击溃了尾追的浙江两个保安团，摧毁敌碉堡百余座，缴获了一些军用物质和武器装备。红军经长途跋涉，已是人倦马乏，加上伤冻交加，有些士兵掉队了，刘畴西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号骑，并下令部队减轻辎重，轻装前进。

12月10日，刘畴西率部队进抵黄山南面的汤口，准备继续北进。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5个正规师、2个独立旅及浙皖4个保安团的兵力，向红军围堵过来。刘畴西马上召集军事会议，制定对策。他提出在太平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设伏歼敌的作战计划，与会的各级指挥员一致同意。

12月14日上午9时，王耀武带领敌军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刘畴西下令发起总攻。红第十九师扼守山头的连队迎面封锁了乌泥关，红二十一师的一个营截断敌人后路。各师主力亦同时对敌拦腰出击。敌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死伤惨重，敌团长被击伤，队伍乱成一团。当敌军反扑时，我战斗力较强的红十九师主力，却配置在乌泥关南面的悬崖峭壁上，兵力不易展开。敌人集中兵力猛攻我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二十一师，致使战局逆转。红军伤亡不小，十九师师长寻淮洲重伤牺牲。谭家桥战役的失败，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陷入了被动局面。一些同志建议分散兵力，就地开展游击战，适时歼击敌人。刘畴西担心兵力分散更难应付敌人的重兵“围剿”，于是与方志敏商议，召开了军团干部会议，会上决定部队掉头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补充。

1935年1月12日，方志敏、粟裕率800名红军战士先行，刘畴西率军团主力殿后。先头部队经开化县的杨林地区，顺利到达闽浙赣苏区的港头。可是，当刘畴西率部队抵达杨林时，敌人一个团已抢先在三坂、徐家村一带修筑工事，挡住了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通道。刘畴西见敌布防，当即以少量兵力作掩护，率大队折向南华山、王山村，进入开化、婺源、德兴之间的小苏区。这时，敌人正在加强闽浙赣苏区外围的封锁线。1月16日，刘畴西接到方志敏、粟裕从港头送来的急信，信中指出敌情严重，军团主力务于当晚全部通过陇首地段的封锁线。但是，刘畴西见指战员已极度疲劳，担心部队拖垮，遂下令宿营休息。方志敏得知这个情况，心急如焚。当即与粟裕商量，要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出发，赶到大小坪地区筑构阵地，征集粮食，迎候主力部队到来，自己则留下来等候刘畴西。

1月17日，刘畴西率部与方志敏会合时，敌人加强了封锁线。先天晚上粟裕部队的行军路线已被截断，刘畴西和方志敏研究决定，从金竹坑方向突围。但由于敌情不明，敌人四处拦击。红十军团主力在怀玉山游弋了数日，致使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形成了包围圈。在纵横不到15里的山地里，红十军图主力陷入了敌人14个团的重围之中。刘畴西率部反复冲杀，浴血苦战。红军指战员减员严重，粮尽弹绝，并被冲散分割，各自为战。因山高林密，敌人以飞机轮番轰炸，后来放火烧山。红军的许多伤病员，不愿当俘虏而被活活烧死，有的战士宁死不屈，舍身跳崖。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主力除部分兵力分散突围外，大多未能冲出。

1935年1月20日午夜，刘畴西率余部在许坞作最后一次突围，不幸误入敌阵，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左拼右杀，仍突不出去，只得退回怀玉山中。他们与一股搜山的敌人遭遇，同志们把刘畴西隐藏在草丛里，然后分头跑散，将敌人引开。刘畴西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严重的饥饿和寒冷，以使刘畴西精疲力竭。他爬到怀玉山程家湾附近时，就昏迷过去了。敌人发现了刘畴西，把他押往怀玉山县城。敌军将方志敏、刘畴西等人押解到南昌，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守所。刘畴西与方志敏等人被关押在一起。

5月间，刘畴西从敌人对方志敏的提审和看守兵那里了解到，我赣东北军民的对敌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组织了赴难军继续打击敌人。敌人企图缓和赣东北军民的反抗，把处死方志敏、刘畴西的时间拖延下来。于是，他与方志敏等人商量对策，准备冒死越狱，但又担心自己是残废，行动不便，将影响别人。他们与外界的同志未能接上关系，越狱计划没有实现。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和方志敏、刘畴西在怀玉山被捕的消息见报后，很快传到国外。关怀着祖国抗日的爱国华侨，纷纷致电所在国的中国公使馆，电报又雪片似地传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抗日救国的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南京政府因此而狼狈不堪。敌人没有从刘畴西、方志敏等人的口里得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诱降也遭到失败，于是蒋介石给顾祝同下达了“秘密处死”的手令。

1935年8月6日凌晨，刘畴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的秘密刑场。他拖着沉重的铁镣，昂首挺胸，对着晨曦发出微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与同时遇难的战友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1934年8月1日，中央军委电令嘉奖刘畴西，并授予一枚二级红星军功章。

“列强如此欺负我们，不报此仇，非炎黄子孙”。

刘畴西在医院里，医生说只有割掉左臂才能保全生命，他坦然地说：“为了打倒军阀，性命尚可牺牲，割掉一臂又有何妨？我一只手也能干革命！”

父亲：刘国忠；妻子：杨淑纯；侄孙：刘建国；孙媳：刘晓玲。

刘畴西这个名字还有着一个故事。“他不仅仅叫过刘仇西，还叫过刘武成。因为他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了，他就决定要弃文从武，他就改名文武的武，大成的成，就是他想用自己的武力成为一个保护国家的有用的人。后来他到黄埔军校的时候，西方世界瓜分中国，他又改成了刘仇西。仇恨的“仇”。

刘畴西和方志敏被捕后坚贞不屈，“刘、方二匪，则至死不悟，倔强异常。”（国民党《扫荡报》评）

刘畴西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被誉为“独臂将军”。（望城融媒评）

刘畴西是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新华社）

刘畴西壮烈牺牲了，但他的浩然正气与世长存。他坚定的革命信仰、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红星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沙县人民政府为刘畴西的遗属送上“伟大英烈”金匾，以褒扬他的革命精神；并在长沙烈士公园革命烈士纪念塔内陈列着刘畴西的遗照和事迹介绍。

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记者探访刘畴西故居，并在2016年第17期发表刘畴西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