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读书记

更新时间:2024-09-11 14:24

《东塾读书记》 是清代岭南著名学者陈澧所著的读书笔记。岭南著名学术著作。作者原意作25卷,分论经、史、子及小学,但论史之10卷未完成。陈氏生前仅刊行9卷。光绪年间由门人廖廷相刻成15卷,为通行本。

内容梗概

该书整理汇编了陈氏几十年的读书心得,是其一生心力所得,内容广涉清代汉学、朱学之争,以及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历算乐律等,其论经,既宗汉儒又兼取宋儒之说,意在糅合二者。其论音韵,最为精审。清人李慈铭评价说:“不为新异之论,而实事求是,甚有功于世。”该书是研究陈澧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

全书虽标二十五卷,实为十五卷,乃陈氏七十岁时手订付刊。卷一《孝经》,卷二《论语》,卷三《孟子》,卷四《易》,卷五《书》,卷六《诗》,卷七《周礼》,卷八《仪礼》,卷九《礼记》,卷十《春秋三传》,卷十一小学,卷十二诸子,卷十五郑学,卷十六三国,卷二十一朱子。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七至卷二十、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未成。门人廖廷相称其余未成稿本十卷,遗命名日《东塾杂俎》。此书旨在探寻微言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遵郑氏《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学《易》不信虞翻之说,学《礼》必求礼意:次考周秦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则表章汉晋以后诸儒粹言至论。

陈氏《学思录序目》自称:“余为《学思录》,所引之书大约注疏、正史、朱子书为多。可谓醇正矣,于近人所谓渊博.则未也。”刘咸炘称其考订不下嘉、道儒者,之。又称兰甫可谓能嚼家常饭者,而能求大义,不为委琐,则又胜其言醇醇有味云云。李慈铭称其谓《左传》多后人增入语,取姚姬传、吴起辈附益之说;谓荀子所谓学者止欲求胜前人,其《非十二子》中尤专攻子思、孟子,盖其失甚矣;又谓荀子诋子游氏之言甚于子张、子夏氏,或以子思、孟子之学出于子游,则诬说游辞云云。今按:全书实事求是,言必有征,可谓不朽之作矣。

创作过程

陈澧晚年最渴求的不是虚名盛誉,而是拥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安静环境,能够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于自己所热爱的读书著述事业,除此之外,他别无奢求了。而读书著述事业之中,晚年他最大的心愿,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渴望能够完成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学思录》暨《东塾读书记》了。这是一部倾注了他大半生心血,寄托了他的理想、抱负、夙愿和期望的大部头著作。这部书,陈澧直到晚年才部分定稿,并陆续刊刻问世。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并未能如愿全部完成。

在总校舆图局、讲学菊坡精舍和主持广东书局刻书紧张繁忙的学术活动高潮时期,陈澧《学思录》的撰写计划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最主要的表现是受到耽搁,进度明显放慢。他在《致螺山书》中说: “承询拙著《学思录》,近因绘地图事未了,又修县志,且笔墨应酬,络绎不绝,以衰老之光阴为此等事,分著述之精力,甚无谓也。”正是无可奈何抱怨的反映。但他并未完全停止、放弃《学思录》的撰著写作,而是利用一切点滴空隙时间,抓紧进行,步步推进,集腋成裘。等到辞去舆图局职务,特别是广东书局停办之后,陈澧的时间精力又相对宽松充沛一些, 《学思录》的写作进度又明显加快起来。

《学思录》的写作,千头万绪,工程浩繁,错综复杂,要做到体大思精,约而不漏,简而有体,确实很不容易。陈澧原准备以10年时间去完成它,显得比较乐观。可是随着编撰工作的深人展开,由于其他各项事务活动的干扰妨碍.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体衰多病,精力大不如前,陈澧自己感觉到在10年之内完成是愈来愈困难了。后来又发现,在有生之年完成也是十分渺茫的,成书恐怕是遥遥无期了。他在致老友杨荣绪信中说: “但身世如此,成与不成,正不可知。”又在札记中写道: “余之《学思录》亦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已属门生编排之,如《潜邱札记》而已。”可见他在思想上已作了最后的安排,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陈澧为了撰写《学思录》,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和积累准备工作。他点读过《十三经注疏》、周秦诸子书、汉儒说经诸书、《说文解字》、《国语》、《战国策》、《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文选》、《骈体文钞》,以及历代有关著名学者的诗文集等,凡与古今学术有关的文献资料,他都仔细通读过,有些还要反复精读。他的弟子文廷式回忆说: “师终身读书,必端坐。藏书五万卷,丹黄几遍。晚年复读《二十四史》,加朱点勘,至《元史》,未卒业而卒。”《二十四史》已通读过两遍,其阅读量的浩繁与巨大可想而知。这在当时同辈学者之中,已属凤毛麟角,十分罕见了。

除了广泛阅读之外,陈澧还要动手抄写摘录其中与《学思录》有关的各种原始资料素材,以便将来编撰时利用,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抄撮群书”。这些大量摘录抄写下来的原始资料可视为《学思录》的“丛录”,类似当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先作“丛录”,再作“长编”,最后定稿一样。他在《与胡伯蓟同生兄弟书》中说:“《学思录》稿已一尺余,所当录者犹未及半,大约明年乃可专力于此。”反映的正是他辛勤摘录、抄撮、积累原始资料的实情。由于摘录抄撮群书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积累起来的草稿数量自然十分惊人。现存所谓的《东塾遗稿》有千余册之多,大都是陈澧生前编撰《学思录》已成之余稿或未成之草稿,而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他广泛阅读各种经史子集、群书文献时摘录抄撮下来的原始文献材料。

陈澧并不以广泛阅读,辛勤摘抄为满足,更没有停留在“抄撮群书”的阶段上。他很早就养成了随笔札记的良好读书习惯,他自己说:“读书有所得则记之,有所论则记之,积久成编。”这些所得、所论就是在读书过程中随手写下来的大量眉批、评论或按语,也可称之为读书札记。这些札记短者一二字,或十几字,长者达数百字,或画龙点睛,或言简意赅,或淋漓发挥,都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荟萃体现。

陈澧一面广泛阅读经史群籍,一面勤奋摘录抄撮原始素材资料,一面眉批评论,时下按语,这就是他撰著《学思录》的一整套基本程序、方法和步骤。在这个过程之中形成的东西,可称之为草稿或“长编”, “长编”是将来最后定稿成型的重要一步和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而陈澧关于《学思录》的内容宗旨、体例结构、涉及范围等等一系列思考安排,也就是在这个长期准备和写作过程中逐渐酝酿成熟,日益完善,日渐清晰具体起来。

随着资料积累的逐步增多,随着编撰工作的逐步深入,随着思路考虑的逐步梳理,陈澧自己对《学思录》的总体设计和计划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不时加以调整。大约在同治十年(1871)左右,陈澧决定将《学思录》正式更名为《东塾读书记》。

陈澧为什么要更改书名呢?主要是为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写道: “南宋以后之人不读书,故明儒极荒陋。本朝人读书,近三四十年又歇矣。余之作此,所以名目《读书记》也。”这里陈澧大力提倡、标榜读书,用意非常清楚,有针砭时弊,纠正流俗偏颇,为天下表率之意。所以他最后改《学思录》为《读书记》,落脚点就在这里。

《学思录》暨《东塾读书记》的写作、修改前后断断续续延续了10多年,由于陈澧对自己著书要求极严,几近苛刻,故该书一直未能最后定稿付刻。光绪元年(1875)左右,陈澧友人刘融斋向他建议,将该书已成部分陆续付刊。陈澧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故改变等到全书全部定稿完成后再付梓刊刻的初衷,而采取边修改边刊刻的折中方案。这样一来, 《东塾读书记》便成了随年写定而分卷刊行了。自此以后,修改刊刻《东塾读书记》便成为陈澧晚年著述生活中最主要的任务了。《东塾读书记》计划写25卷,全书实际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经学”.下篇为“经学史”。这种体例结构,并非随便拼凑,率意而为,而是陈澧多年以来经过深思熟虑、苦心探索、反复推敲之后才慎重确定的结果。惟其如此,陈澧长期以来一直执著追求的“通论古今学术”、“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的夙愿和抱负,才能通过这种特定的体例结构的安排,更好地予以实现,才能满意地达到预定目标。所以它是一种精心设计,匠心独运。如书中“经学”篇以《孝经》为首,《论语》、《孟子》次之,就明显与传统十三经的排列次序不同。目的是要表明, 《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合以《论语》,“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可见有深意寓于其中。又如在“经学史”篇中,特别专立了“郑学”、“朱子”二卷,就是意在大力表彰郑玄、朱熹二人,有意突出二人在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以达到不分汉宋门户,进而调和、融合汉宋的目的。这些都是陈澧苦心孤诣之所在。陈澧生前, 《东塾读书记》已刻者多属论“经学”的上篇。但上篇并非十三经原典的诠释,或作新注新疏,而是关于十三经的读书心得体会,带有一种融会贯通式的综合概括、重点阐释、全面评论性质。而未刊刻的部分恰恰多属于论“经学史”的下篇,这样一来,后世有的学者认为《东塾读书记》“通论古今学术”的部分就显得比较薄弱,未能完整地表达体现出陈澧的全部学术思想。

《东塾读书记》刻梓问世后,当即受到学界重视,获得好评。例如陈澧好友、曾任广东学政的刘熙载以为《东塾读书记》论说经学诸条,在顾炎武《日知录》之上。

光绪二十年(1894)朝考,曾经有考生在试卷中将《东塾读书记》作为经典加以引用,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主考官翁同稣说: “光绪帝也将《东塾读书记》放在书桌上,经常阅读批览。”反对者至此无话可说。对此陈澧弟子文廷式曾经写道: “师殁十余年,而书邀御览,亦可谓稽古之至荣矣。”将之视为无上荣耀。光绪末年,著名文士李慈铭花了5~6年时间,阅读《东塾读书记》,他在日记中一再予以高度评价: “其学折衷汉宋,实事求是。”“其言皆极平实。”“多示人以涵咏经文,寻绎义理之法,甚有功于世道。”而桐城萧穆也在《敬孚类稿》中写道: “番禺陈兰甫先生《东塾读书记》十卷,平正切实,乃生平绩学有得之言。近人说部之书,无以加也。”李慈铭是著名汉学主力,而萧穆则是宋学阵营代表人物,汉宋双方都赞扬推崇《东塾读书记》,正说明陈澧调和汉宋的努力已取得积极效果。

今天,学者们公认《东塾读书记》为学术经典名著,是陈澧的代表性著作。一提起陈澧,人们便联想起《东塾读书记》,反之亦然,二者已融为一体。

光绪八年(1882)正月,陈澧病情加剧,只能躺坐在床上或坐椅上,不能看书,就叫儿子陈宗侃等人读书给他听,或者默默背诵自己所写的诗文。陈澧在病床上对儿子陈宗侃及门人弟子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慎恋也。”并亲以遗书交付给门人陈树镛编录。可见他临终前最为关心的,仍是《东塾读书记》的编撰,仍是他还未完成的著述,仍是他孜孜追求,为之奋斗终生的学术名山事业。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陈澧逝世,享年73岁。葬于广州大东门外大蟠龙冈。一代儒宗谢世,海内共叹。时人金武祥在挽联中,称陈澧为“南交第一儒林”,代表了当时学界对陈澧学术地位的推尊和普遍共识。

陈澧一生勤奋努力,笔耕不辍,著述丰硕。但到底有多少著作?这个问题恐怕一时也难以回答清楚。因为他的著作,有已成与未成之分,又有已刻与未刻之别,情况比较错综复杂。据近人吴茂粲、黄国声统计,陈澧所著,包括已刻、未刻和存目,当有116种,这是迄今为止对陈澧著作情况所作的较为详尽的分析论述。

作品影响

支伟成在《朴学大师列传》中把陈澧视为汉宋兼采的经师,这是符合事实的。兼综汉宋是咸、同时期许多经师的努力方向。其多数立足于专经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总结汉宋经学。陈澧则通论群经,对汉宋经学有系统、有重点地加以别择取舍。

陈澧兼综汉宋经学的首要之点,是坚决维护“十三经”的经典地位。儒家经书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汉儒者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而十三经中的其余七种亦广为传习。至宋代,“十三经”之名才得以成立。可以说,宋人选定十三经原本就是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自章学诚提倡“六经”说于前,龚自珍鼓吹“六经正名”于后,加之今文经师诋排古文经书,若干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面临强劲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十三经中的传、记、子书之所以被升格为“经”,是它们在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决定的。陈澧维护它们的经典地位,也是由此着手的。

《周官》是古文经典之一。自汉迄清,经学家们对它毁誉纷纭。汉宋两代经学大师尊信它,郑玄说它是“周公致太平之迹”,朱熹说它“全可信”,“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也有部分经师否定它,何休视之为‘‘六国阴谋之书”,林存孝讥其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还有些学者把它断为刘歆所伪造。陈澧大致上赞同郑玄、朱熹的见解,认为《周官》是“致太平”的“的当之书”,为周公所制。但是他对郑、朱之说有所补正。他承认《周官》经在传播过程中有缺失,有后人增益的成分,但肯定它在总体上仍然属周代的典章制度。至于《周官》礼制与《孟子》等书所载不尽相符,他认为《孟子》所载是文王治歧之法,与周公所制“容有不同”。他强调《周官》不可能是刘歆的伪作,因为刘歆年幼时其父刘向校书已登录此书。陈澧的结论审慎通达,为后来研究《周官》的许多学者所接受。

嘉、道时期的今文经师对《左传》也极力排斥。刘逢禄提出,《左传》不传《春秋》,题名《春秋左氏传》是以讹传讹,当以《左氏春秋》为正名,其书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性质相同。这就连《左传》作为经书附庸的地位也否定了。陈澧则以《左传》的基本内容作立论的根据。《左传》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上,以隐公为始,其传《春秋》无可置疑。《左传》的巨大功绩在于保存了春秋时期的大量史料,使后人得以辨明《春秋》一经的义理。他针对刘逢禄从书名辨析着手拒斥《左传》的做法驳诘说:《左氏春秋》可称《春秋左氏传》,难道《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可称为《春秋晏氏传》、《春秋吕氏传》吗?陈澧热情地为《左传》辩护,最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认识到它与《春秋》在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他说《左传》“义深于君父”,就是肯定这部书深刻阐扬了《春秋》精义。他也承认《左传》有若干文字系后儒“附益”,并以此说明依此书解《春秋》有“不通”的缘由。局部的否定完全是为了整体上的肯定。他把这种做法叫做对《左传》的“厚爱”。陈澧对《左传》与《春秋》相互关系的论述,大体上也是师承汉宋儒者。桓谭在《新论》中写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朱熹在《语录》卷19《春秋》中也说:“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陈澧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澄清了清代今文经师对《左传》的误解,维持了前人关于经传关系的正确结论;另一方面又破除了古文经师对《左传》的拘执之见,指出它是瑕瑜互见、大醇小疵的历史文献。

今古文《诗》学的优劣得失也是经学家争讼不休的问题。自东汉至宋代,属于古文经的《毛诗》一直是显学,今文三家《诗》学则渐成绝学。郑玄注《诗》,宗奉《毛传》。朱熹作《诗筇传》,兼综毛、郑之学,其说与毛、郑异者固然不少,所采择者之多毕竟非三家《诗》学可比。道光朝今文经学风行,魏源等人起而尊三家而抑毛。陈乔枞搜罗三家《诗》遗说,意欲以《诗》今文学与古文学分庭抗礼。陈澧论《诗》,不废今文经说,但明确认为《毛诗》价值最高。他对《毛传》的总体评价是“简而精”、“精而奥”,且有贴近时政的优点。例如,他称道《毛传》释《关雎》、《鹿鸣》,能表明修、齐、治、平之道和用人之法;评《苕之华》之《传》“治日少而乱日多”一句,以为“此语甚悲,有无穷之感慨”。关于郑玄的《诗笺》,他赞扬郑氏能“宗毛”,同时肯定郑氏在以礼说《诗》方面往往胜于《毛传》。在陈澧心目中,《毛诗》作为《诗》学正宗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论语》、《孝经》、《孟子》也是因汉宋儒者阐扬而升格为经典。陈澧认为它们包容了儒家的基本理论,且具有深入浅出、简约易学和合于世用的优点,所以坚持奉为经书。

陈澧兼综汉宋的又一要点是以郑玄与朱熹的经学为整合重点。这是咸、同时期许多经师的共同取向,但陈澧的研究工作最为深入。

陈澧对汉代经学采取了重古文经学、轻今文经学的态度。以《春秋》经传研究为例,他认为三传之中《左传》成就最高,而《公羊》、《谷梁》稍逊。《左传》“叙事精善”。《公羊》“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确者”,往往“弥失本事”,“时月日之例多不可通”。《谷梁》成书最晚,义理“较《公羊》为平正”,记载之略尚不足传《春秋》。董仲舒《春秋繁露》解经有重大失误。如释《公羊传》“新周”一语为黜周王鲁,其实不确。依陈澧之见,“新周”乃指周室迁都于成周,好比晋徙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谓“新郑”。何休《公羊解诂》持论多本《春秋繁露》,但牵强附会色彩更浓。他提出对董、何之学应当“好而知其恶”,这可恶之处即“好言灾异”。他痛斥何休滥用天人感应论解经,是厚诬圣人,为《公羊》之罪人。这种批判的意义不仅在于总结汉代经学,还在于矫正常州今文派的偏颇。陈澧认为,刘逢禄步趋董、何之学,在曲解经传方面较前人“更甚”。

对待宋学,陈澧尊理学而黜心学。他对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说:“借如象山、阳明辈,皆是借《大学》条目作自己宗旨。”这就是说,心学与儒学在精神实质上是不同的。陆九渊说过:“《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在陈澧看来,经典中具体文句的解释必须顾及上下文乃至整个儒学思想体系,否则就可能产生曲解,或者压根儿不得其解。陆九渊因不得其解而轻诋圣人,终于流为“妄说”。

陈澧认为,只有郑玄和朱熹才分别代表着汉、宋经学的最高成就。并且,在若干根本的学术见解上,这两家或者彼此一致,或者相互补充。《东塾读书记》中大量文字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

在儒家10余种经典中,哪部书具有纲领性呢?陈澧以前的经师提出种种见解,有人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有人认为《春秋》为“六经之管钥”,有人认为《礼》为至要,陈澧则推尊《孝经》。《东塾读书记》开卷即为《孝经》评论,体现了陈氏的这一观点。究其所本,则是郑玄与朱熹的经学。郑玄在《六艺论》中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陈澧对郑玄的意见极其赞赏,认为其中包藏着“微言大义”,并进而认为《哮经》是“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朱熹也极为重视《孝经》。他曾说自己“所读者不过《孝经》、《语》、《孟》之书”,意指于《孝经》等书研读最勤最精。他任地方官时劝士庶把《孝经》“逐日持诵,早晚思维,常切遵守”,并说“胜于常念佛号佛经”,强调了《孝经》对治世修身的巨大作用。陈澧据此确认“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主张读经时先读《孝经》。他提到咸丰中朝廷有旨在科举考试中增设《孝经》试题,可见他是自觉地迎合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的。孔子对孝道原本是极力提倡的。他说过,为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可谓深知孝道的妙用。陈澧处大乱之世,推尊《孝经》,目的也正在于借重它维系人心,拨乱反正。

陈澧虽然视《孝经》为群经根本思想所在,却并不意味着他偏狭地把提倡孝道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万应灵丹。他认为“立身治国之道”更完整地包含在《论语》之中。他说:“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故日:《论语》者,五经之管镩也。”《论语》把“孝悌”视为“至德要道”,这与《孝经》完全一致。然而《论语》由“孝”进而及“仁”,实现了伦理道德从处理家庭关系到处理社会关系的推衍,这就使它具有了《孝经》无法替代的思想价值。不仅如此,《论语》以其精深的礼学思想使“仁”完成了由内在到外在、由抽象到具体的扩充。他说:“《论语》言礼者凡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论语》之言礼,’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尽也。”陈澧认为,《论语》又不只是主张言仁言礼以尊德性,同时也重视修习各种有益于身心家国的学问。他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他批评后世学者往往各执一端而相轻相诋是违背了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当代学者或专尊德性、或专重实学的片面性的针砭。陈澧论《论语》旨趣,称引朱熹意见独多。但是考索《论语》的政治影响则上推汉儒的记载。可见他推尊《论语》,与汉宋学术都有密切关系。

汉、宋经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劣异同是清代经学家争论的热点。陈澧认为,从主要方面看,两者大体相近。

乾嘉经师论汉宋经学,多以考据与义理区分畛域。这在陈澧看来是其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在《汉儒通义序》中写道:“汉儒说经、释训诘、明义理、无所偏尚。……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他还肯定寻绎经典大义是汉儒的自觉追求。谈到《汉书·儒林传》“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的记载,他热情赞扬道:“训故举大义,凡说经者皆然,岂复有加于此!”如《东塾读书记》卷6论汉代《诗》学,指出毛公说《诗》之大义著于序传中不少,即便是训诂之语,也“有足以警世者”;郑玄《诗笺》“多以礼说《诗》”,《诗谱序》能明“三百篇之大义”,郑氏“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至于宋儒,喜言义理固然是事实,但不能说所有人都空疏不解训故。以朱熹为例,他对训故学相当重视。陆九渊认为朱熹“留情传注”是一短,朱熹却以为传注之学不可不知,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为许多经书作注,《诗集传》与《四书集注》有很高成就,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都有述评。他还特别指出,朱氏《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其实,汉儒解经之作传世者不少,宋儒之书传世者更多,清代经师都可披览。宋学家未尝不知汉儒讲求义理,只是视宋儒义理论更为精善;汉学家亦非对宋人传注之学熟视无睹,只是责其多谬,过分地以一代经学之长攻别朝经学之短,便形成了片面性。陈澧于汉宋经学能作持平之论,因此显得尤为可贵。

清代经学界门户之见甚严。陈澧对此也大为不满。他认为汉宋两代经学大师的突出优点正在于学有所宗而又不拘成说。郑玄自述注《诗》之例云:“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陈澧认为:“此数语字字精要。‘为主’者,凡经学必有所主,所主之外或可以为辅,非必入主出奴也。……读者当字字奉以为法。”他总结朱熹作《诗集传》的经验,突出之点便是对《毛传》与《郑笺》正确的部分“未尝不称述之”,同时又敢于扬弃它们附会不实的成份。可见他真切认识到朱熹说经是不存门户之见的。郑朱之侪原不屑于门户纷争,后人或宗郑、或宗朱,相攻不休,恰恰背离了郑朱的学术风格。陈澧说经,彻底抛弃了标榜门户的陋习。他对汉代今古文之学与汉宋学,在总体上都予以肯定的评价,在具体问题上则斟酌下笔,裁断是非,从不作依违两可,首鼠两端的敷衍。从这方面看,《东塾读书记》后来受到不同经学派别中学人的称誉不是偶然的。

作者简介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自号江南倦客。广东番禺人。少时入粤秀书院肄业。尝从张维屏问诗法,复问经学于侯康。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第,大挑选授河源县训导,旋告归。选知县,不仕,毕生致力于学。掌广东学海堂长数十年,晚为菊坡精舍山长,成就甚众。少好为诗,其师程恩泽尝言“近人诗多困卧纸上,此能于纸上跃起者。”(陈澧《与陈懿叔书》)。长而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算术、乐律、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究讲习。中年后主攻诸经注疏及子、史,终以经学精邃赅博名当世。其治经能会通汉学、宋学、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有乾嘉学者精谨之风,而无其门户之习。尤深于乐律、切韵、水道之学。诗文亦资于学力而深造自得。张维屏称其“为古文得古人苍健之气,骈体气息多近六朝,诗词不专主一家,而出笔能自摅胸臆”(《艺谈录》)。诗作不多,然出于至情,超然清妙,“是真得王、孟神髓者”,“极清微淡远之致”(方濬师《蕉轩随录》)。邱炜萲亦谓“其诗之高华朗秀,于清字煞有内工”(《五百石洞天挥麈》)。词则自存面目于绮靡、奋厉两派之外,意境高妙渊然清雅,谭献所谓“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箧中词续》)。著有《东塾集》六卷,《陈东塾先生遗诗》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东塾类稿》(不分卷)《东塾读书记》一五卷,《东塾杂俎》一四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传》卷六九,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稿》(《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号)。

版本流传

此书有广州镕经铸史斋刊本、光绪二十四年纫兰书馆重刊本、《海粟楼丛书》本。此本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光绪间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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